罗文坤
1935年9月， 罗文坤在东京参加了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建立的“留东妇女会”、“文化座谈会”、“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她按照党支部的布置，积极发动留日同学参加学习和活动， 并经常撰写宣传材料。1937年2月14日，国民党留日学生监督处支持下的右翼留日学生，企图成立“中华留日同学会”，与中共东京支部建立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华留日学生同学会” 对抗，寻衅闹事，甚至挑起武斗。中共东京支部动员各革命群众团体成员200多人开展活动，劝告那些右派留日学生不要另立组织，他们不听劝告，殴打进步学生代表。全体爱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支部的领导下，在中国驻日大使馆门前--，迫使大使许世英答应惩办凶手和承认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的合法地位。在这场斗争中，罗文坤始终站在最前列。
1937年5月， 罗文坤回到上海。上海党组织随即委派她帮助开辟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夏天，上海党组织吸收她为中共党员。这年秋，她在怀久中学发展中共党员30余人，成为上海发展党员最多、建立党组织最早的中学。
1937年12月， 中共江苏省批准罗文坤夫妇去延安学习。1938年3月，罗文坤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担任学习组长。
1939年1月， 罗文坤和苏蔓奉派到广东的韶关， 罗文坤任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干事。
1939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犯粤北，韶关告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省委机关转移到始兴、南雄一带。 12月26 日负责护送省直机关的病号和一批文件、物资乘船溯江而上，于1939年元旦安全抵达南雄。 接着，省委派罗文坤到省委南雄党训班，协助苏蔓工作。1940年4月，南雄党训班结束，省委决定到赣南老区信丰县继续办班，后被赣南专员蒋经国发觉，派保安团进山搜捕，党训班停办撤离。罗文坤、苏蔓等人撤回南雄。
1940年6月， 罗文坤、苏蔓和张海萍奉命回广西工作，7月到达桂林。8月罗文坤任中共桂林市委书记，12月罗文坤任新恢复成立的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妇女部长，仍兼桂林市委书记。
1941年1月， 发生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罗文坤根据上级指示，组织桂林市委所属的党组织，发动一次政治宣传攻势，将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广为散发和张贴，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的罪行。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狂，企图破坏中共各级组织。为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罗文坤对全市党的组织作了周密调整，建立党的组织之间、党员与党员间的单线联系网络，要求党员有个公开和合法的身份，以利隐蔽斗争；对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干部，则及时将他们转移， 以确保安全。1941年9月，罗文坤、张海萍和苏蔓到桂林逸仙中学，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工作。
罗文坤在领导桂林市委整顿和巩固党组织的同时，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党组织。她先后在桂林高中、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桂林师范学校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在桂林-路，她亲自主持了一期党训班，为党培养骨干力量。
1942年5月26 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7月7日，中统特务头子庄尚之追线到桂林。7月9日，庄尚之指派特务秘密逮捕了罗文坤、苏蔓和张海萍，晚上押至龙隐岩酷刑审讯。特务对苏蔓施酷刑时，将罗文坤押至距用刑10余步远的地方，企图以夫妻之情摧毁她的意志。罗文坤强忍悲痛，睁目怒视，拒不招供。特务分子一筹莫展，在他们向上司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将犯人送到龙隐岩讯问通宵达旦，未尝休息，而犯人仍顽固不认，亦不悟悔。 ”敌人见逼供不成，即施诡计，将罗文坤3人“释放”，暗中却派特务严密监视，企图诱捕前来接头的中共党员。罗文坤等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险恶形势，决定集体自杀，向党组织发出警告信号，以保护党的组织和同志的安全，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7月12日晚上，罗文坤、苏蔓、张海萍3人在苏蔓的寝室并排自缢，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
1943年2月7日， 中共广西省工委发出《告全体同志书》，沉痛悼念苏蔓、罗文坤、张海萍3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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