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诚
樊自幼好学上进，读小学时品学兼优，深受其舅父、进步教师温培群的喜爱。在其舅父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演出进步戏剧，唱革命歌曲，宣传反对封建礼教、破除封建谜信，号召妇女不缠足，提倡男女平等以及摧毀家乡寺庙里的菩萨和神像牌位等活动。那时，他虽年幼，但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中国政府的黑暗-已有所认识，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已萌发忧国忧民的思想。
1932年，樊子诚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曲靖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初中第一班。他秘密参加了省三师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阅读了不少革命进步书刊，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泥印”革命读物和该校第三次-，使他从中受到教育和锻炼。
1934年，读了两年初中的樊子诚，由于成绩突出优异，跳级考入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次年，他与丁建华、窦家英（女）等参加了由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云南临工委）主要领导人李浩然直接领导的秘密“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36年1月，经过党组织近两年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即由李浩然介绍加入共青团，并于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
1937年7月，樊子诚完成昆师学业后，接受中共云南临工委交给的任务，回到沾益家乡，通过其舅父沾益播乐小学校长温培群的关系，进入该校开辟党的地下工作据点。
樊进入播小后，他认为该校维持现有两级小学的规模，不利于储备和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和人才，必须在办好现有两级小学的基础上，逐步把该校办成—所拥有小学、初中、高中的学校。樊将扩办学校培养人才的想法向温培群校长建议后，深得温的赞赏，并将扩校的工作交樊实施。
1937年秋，为解决师资问题，樊从高小毕业生和各村教师中挑选32人开办师资训练班，学制一年半。除讲授正常的文化课外，还把训练班作为开展党的活动阵地，大力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并在积极分子中秘密组织“读书会”，传阅和转抄《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为解决扩校经费问题，他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在城内开展勤工俭学，并亲自带领高年级的100多名学生到炎方小黑坡承包铁路路基的土方工程，既增加了扩建学校的经费来源，又使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校内的师生，则自己动手平整土地，托土基，砌围墙等，节省了经费支出。经过艰苦奋斗，扩校计划终于实现了。1939年秋，首次招收了两个班100多名初中新生，建成了沾益县第一所中学，即沾益县立播乐中学（简称“播中”）。1940年至1942年又先后招收初中新生两个班，使初中部学生达176人，加上两级小学，全校学生共达400多人。之后又经过多方艰苦努力，报经省教育厅批准，于1945年秋又办起高中部，招收高中生60多名，学校改名为“沾益县立播乐农业职业学校”。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党的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共云南省工委先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在外地工作已暴露或可能暴露的大批党员转移到该校，一方面隐蔽积蓄了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使学校从校务主任、教导主任、训导主任和各班导师都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实现了党对该校的实际领导，使之成为一所培养革命干部和人才的新型学校，使以播中为中心的党的工作据点的建设得到巩固和发展。
樊子诚在完成扩校任务，抓好教学的同时，还通过组织学生开展抗日宣传革命活动，发现、锻炼和培养积极分子，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打下良好的基础。他遵照党中央和中共云南临工委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重点是搞好抗日救亡工作等指示精神，在校内外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星期天旅行团”利用街天深入学校附近农村宣传抗日，访贫问苦，帮助抗日烈军属收种庄稼，动员群众进行抗日募捐等。为扩大以播中为中心的革命据点，他又把“师训班”毕业生分别派到附近的30多所农村小学任教。通过对积极分子的培养，锻炼和考察，从1938年至1940年，他先后发展中共党员16人，并于1938年建立了沾益县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樊子诚担任支部书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遵照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斯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樊子诚将组织活动方式改为单线联系，暂时停止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校内图书室的革命书刊和进步读物等，迅速疏散到农村党员家中收藏。学校的党员骨干，除选留必要的人员继续坚持工作外，其余党员均作了分散荫蔽。根据省工委的安排，他和妻子窦家英以及伍谦之、余维芳等分别转移到贵阳和昭通等地荫蔽。半年之后，局势稍稳，他们才先后分别返回播中，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1942年夏，日本侵略军已攻占滇西腾冲、龙陵一带，局势又危急起来，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积极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等指示，樊又速派一批党员到云南省立宣威师范和云贵交界的杨家坟、那勺营、熟地、洗羊塘等地建立据点，为抗日游击武装斗争作了积极的准备。1944年冬，日军攻占贵州独山等地，云南局势十分危急。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一旦日军入滇，各级党组织必须就地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等指示，樊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革热忱，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深入到各农村据点进行传达部署，通过调查研究，千方百计地把省工委的指示迅速落实好，动员所有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认真做好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
1945年底，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沾益县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和党的工作基础，为使该县已建立的以播中为中心的多处革命据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先后增派李天柱、杨泓光等一批党员干部到播中工作，加强了党对该地区的领导。并决定将播中中共党支部扩建为特别支部，任命樊子诚为特支书记，负责领导沾益县和曲靖、平彝、宣威县部份党员的联系工作。
1946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全面内战，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要进一步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加紧反蒋武斗争准备，要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令和社会习惯，在所许可的范围内，开展积极稳妥的斗争，以积蓄革命力量；要设法打入地方乡保政权、教育、经济、军事等团体组织。同时为适应斗争任务与形势的需要，省工委又将播中特支扩建为沾益中心县委，任命樊子诚为中心县委书记。在内战全面爆发的紧急关头，樊子诚对省委的这些指示作了坚决认真的贯彻执行，他带领中心县委一班人和所有地下党员，充分发动和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紧张艰苦而又深入扎实的工作。一是使以播中为中心的革命据点先后发展到40余个，秘密群众组织“农民解放社”社员先后发展到500余人，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党员先后发展到近百人。二是通过合法渠道，派党员打入国民党军政内部，开展-工作。他抓住沾益县参议会换届选举之机，派地下党员和革命积极份子参加竞选，使惠来、泽济两乡政权及其武装为地下党所控制，他本人也竞选为益县参议员。三是把播中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地下党手中。他的公开身份虽为校务主任，但实际掌握着学校的全部工作；教导主任则由中心县委副书记李天柱（化名黎玉枢）担任；训导主任由中心县委委员杨泓光担任，各班班导师都由各党小组组长担任，并在中学部和小学部分别建立党支部；对各山村小学均派有地下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开展工作。四是利用反动政权内部矛盾为民除害，为革命据点的巩固和发展扫清障碍。云贵交界有一匪首，名“游龙”，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实力，自成体系，在当地称王称霸，既不服从国民党政府的调遣管理，义对播中革命据点的工作形成障碍与威胁。游在当地作恶多端，老百姓恨之入骨，但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樊子诚曾多次派人去教育争取，由于游的本性难改，收效甚微。为此，樊发动受害群众到县政府告状，并以县参议员身份向县政府反映情况，同时通过对沾益县政府军事科长丁一安进行团结争取工作，最后由丁率部将游匪剿灭，既为民除了一大害，又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五是樊子诚赤胆忠心，深入虎穴，把党的工作据点建立到敌人心必脏。当时的沾益县城，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军事要地，敌军、警、宪、特林立，统治十分严密，播中据点已受到敌人的暗中监视，随时有暴露的危险。为加速武装斗争准备，摸清敌情，保障党的地下交通联络能够畅通，省工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把樊子诚从播中调到沾益县城龙华中学任校长，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把革命据点建立到敌人心脏。当时，省工委对他作了特别嘱咐，要他作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宁可牺牲你一人也不可暴露党的组织”。樊牢记党的教导重托，带着几个地下党员教师，毅然到沾益县城五龙华中学就任校长之职。他充分依靠校内地下党员和革命师生，冒着生命危险，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沾益县城建立党的据点。他以县参议员和校长的的公开身份，通过做县参议会两个副会长和县政府军事、建设、民政等科科长的团结争取工作，将播中办学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解决了播中办学经费困难问题；他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摸清了驻沾益和曲靖一带有关敌军编制、装备、布防和通讯联络等情况，并及时转报上级党组织；他利用沾益县城的有利条件，乘机购买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等物资运回播中，为武装斗争作了物质上的准备；他保证了省工委向沾益、宜威等交通联络线转送地下党干部、重要情报、指示等的绝对安全，从未出过任何失误和事故。
1947年秋，为加快播中武装斗争准备工作，省工委通过-关系，将樊子诚调回播中任校长（原校长温培群调任沾益县教局局长。在以樊子诚为书记的沾益中心县委领导下，在广大农村以合法斗争形式开展了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反霸清算斗争，在播中抓紧了军事训练与实战演习等革命活动，因此震动了国民党沾益县政界的反动头面人物，以沾益县参议长张光生（张允铭）为首的顽固-份子，借口财政拮据，挟持县参议会通过扣发播中办学经费的决议案。在参议会上，樊子诚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该会场作讲台，以县参议员身份，大讲播中艰苦奋斗、勤俭办学之不易，大讲播中为普及农村教育作出的贡献，当场揭露张光生侵吞食盐，-公款，聚众抽头，吸食鸦片，贿选得势，摧残教育等罪恶。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张在会上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同时也争取了绝大多数议员对播中的同情与支持。樊击中张的要害后，张恼羞成怒，又施新计，于1948年3月26日再次主持召开县参议会，以樊-播中为由，强令通过关于停发播中办学经费．撤销播中并入龙华中学，逮捕以樊子诚为首的播中-师生的决议，并呈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省教育厅、昆明警备总部、曲靖专员公署、滇东警备司令部等，请求派武装进剿播中，妄图将以樊子成为首的播中地下党一网打尽。在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之时，樊子诚牢记省工委的指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播中。于是，他深入虎穴，将铺盖行李搬到沾益县政府，并说：“既然说我是共产党，我来了，就请你们把我抓起来好了！”国民党特务没有抓到证据，一时不敢对樊下毒手。樊子子诚又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护校斗争，提出“誓死保卫播中”、“与张光生斗争到底”等口号，同时选派师生代表、学生家长和乡民代表等到沾益县政府-，声讨张光生摧残教育事业等罪行，呼吁社会伸张正义，严惩扼杀播中的刽子手张光生；又发动“旅省同乡会”、“同学会”和宣威板桥中学等声援播中的护校斗争。经多方面的艰苦努力和紧张工作之后，团结争取了沾益县政府内许多上层人士，使他们也投入反张斗争。原播中校长温培群则首当其冲，挺身而出，公开在报纸上刊登文章，严正驳斥张光生侠私报复、诬陷攻击樊子诚和破孩播中师生的种种罪行。
1948年秋，随着护校斗争的胜利，播乐武装起义条件基本成熟，省工委令我党领导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第三支队前来播乐接应起义。9月4日，三支队进驻播中。9月5日，樊子诚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和附近农村武装人员共500多人参加的武装起义大会，庄严宣布：“我们多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我们要拿起枪杆子，户用革命的武装推翻反动政权。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打倒蒋家王朝。”播中及附近农村参加起义的人员，持枪的被编为三支队第六大队；徒手人员编为三支队政工队和补充到各大队。根据省工委指示，樊子诚被任命为三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滇东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
播中“九·五”起义的当天，尾追三支队的国民党宣威县政府常备队数百歹人，对播中起义队伍进行围攻；沾益县城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派出一个加强营进行围追堵截。在樊子诚和三支队其他领导同志沉着镇定、机智灵活的指挥下，经多次战斗，起义队伍终于突重围，安全转移到陆良龙海山区游击根据地。此后，樊与部队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带领三支队转战滇东南各地。
1949年1月，为加强对滇东北地区党的全面工作和反蒋武装争的统一领导，省工委决定成立中央滇东北地委，并以原沾益中心县委组织发动起义的武装人员为主，从三支队中分兵新组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支焜队”。樊子诚被任命为地委副书记和“永焜支队”政委，2月，从三支队分兵后，部队由滇东南转回滇东北地区。由于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斗争方针，加之原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很快便打开了滇东北地区反蒋武装斗争的新局面，在短短几个月里即建立了沾益、宣威、会泽等县近百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使三级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到近万人，为部队继续北上开辟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9年8月1日，滇桂黔边区党委决定以“永焜支队”为基础，加上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宣威支队和沾益支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佳黔边纵队第六支队，任命樊子诚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他到弥泸地区担任“边纵”第二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弥泸地委委员。同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边区党委调樊子诚到昆明担任“边纵”驻昆办事处主任。1950年3云南全境解放，樊又调任曲靖专员公署专员和中共曲靖地委副书记。1951年4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新设置努劳动局，樊先后就任省劳动局副局长、局长和局党组书记；1964年又调任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劳动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
“文革”中，樊子诚坚持党性原则，维护党的利益，与极左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多次遭到围攻，备受摧残，在被连续几昼夜的夜的轮番批斗后，导致脑血管疾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于1967年I月7日不幸与世长辞。终年54岁。
中共曲靖市委党史办公室（根据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侯方岳和原中共沾益中心县委副书记、中共滇东北地委副书记兼中共沾益县委书记李天柱等同志的回忆材料，陈秀槐、许向成整理）
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下一名人：温培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