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昌辉
早年经历
韦昌辉生于1826年（道光六年），家境丰饶，但“人少无功名，有钱无势”，常受当地大户的欺侮与讹索，激起了他反抗清朝统治的情绪。 1848年10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冯云山出狱回紫荆山，路经金田，借宿韦家，与韦昌辉交谈甚为投合，韦昌辉便加入拜上帝教。 金田组织团营时，韦昌辉尽献家财，率全家参加了团营，并在他家秘密“开炉火打刀枪，共除妖魔”，为起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金田起义后，他参加各项军事和政治的指挥活动，在太平军和群众中影响颇大，以致清朝官府一度把他当作是“逆首”，在不少奏折和上谕中竟把他的地位置于洪秀全之上。
1851年先封右军主将，不久封后护又副军师，12月，太平军在永安进行了封王建制，韦昌辉被封为北王、六千岁。在此后太平军出广西、入两湖、下两江、克南京的过程中，韦昌辉也建有战功。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牺牲后，韦昌辉与石达开成为洪秀全、杨秀清的主要助手。建都天京后，韦昌辉主管日常政事与卫戌任务。当时定制，各方军务必先“禀”韦昌辉、“禀报”石达开，然后“禀奏”杨秀清裁决，韦昌辉仅位列杨秀清下一等。
咸丰三年三月中旬（1853年4月下旬），太平天国定都后不久，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等，就乘舰到天京进行刺探和讹诈。韦昌辉与石达开在接见文翰的代表翻译密迪乐时指出，“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表明了太平天国的原则立场。 定都天京后，由于权力之争，韦昌辉与杨秀清的矛盾不断发展。韦昌辉也很早就加入太平军，又曾读过书，“小有才”，为杨秀清所忌，而且又常在外统兵打仗，手握重兵，这对于热衷于专权的杨秀清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威胁。杨秀清又目中无人，对韦昌辉极不尊重，常以小事而任意折辱韦昌辉，曾将其杖打几百至不能起。韦昌辉阴险残苛，阳示敬重、畏惧杨秀清，在其面前装出“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的样子。杨秀清轿到，就扶轿迎接，论事不到三四句，就跪谢说：“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乎不知道。”但心中却极愤恨不平，欲夺其权。
1856年（咸丰六年）七八月间，洪秀全与杨秀清矛盾激化。洪秀全密令时在江西的韦昌辉回京诛杀杨秀清。韦昌辉受诏后，率精锐3000人，星夜赶回天京，并于回京途中，劝对杨秀清亦怀不满的秦日纲一同诛杨。9月1日深夜，他们到达天京，控制了天京的交通要道。2日凌晨，韦昌辉率部突然袭击了东王府，将杨秀清及全府男女老幼全部杀害，接着又在全城搜杀杨秀清的亲属与旧部。4日，他假称天王降诏说他和秦日纲处置杨秀清篡位事犯了滥杀的过错，超过诏旨，应受杖刑四百，诱骗杨的余部数千人到天王府观刑，随即将他们尽数杀绝。两个月间，大-都没有停止，前后共计死了两万余人，天京的高、中级骨干力量被屠戮殆尽，太平天国陷入困境。这次的“天京事变”也成为了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天京之变
公元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不断取得对满清政权的胜利，并向全国范围推进之时，在天京却爆发了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之变”事件。从此，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
主要动因
我们若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一番考察便知，“天京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谋取最高权力，洪秀全为维护其最高权威令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正是其主要动因。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出身于“世以种山烧碳为业”的贫苦农民家庭。早在1845年，在冯云山的引导下，他参加了由洪秀全创建的拜上帝会。由于其出色的政治组织才能，迅速成为拜上帝会的一个重要核心人物。
权力之争
1851年1月11日，杨秀清和洪秀全等，组织发动了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年3月，洪秀全称天王，杨秀清功封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12月，晋爵东王，称“九千岁”，其他诸王皆受其“节制”。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杨秀清受命主持朝政，从此他“众权独揽”，“一切专擅”，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实际最高负责人。史载，彼时庞大的东王府，成了太平天国真正的最高决策机关，所有的事物均在那里集议，然后再启奏天王，而天王无不照例批准。
1856年8月，因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并“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天王与东王之间的权力之争，日趋激化。不仅如此，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理政期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以致于诸王亦“积怨甚多。”北王韦昌辉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韦昌辉也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848年加入拜上帝会，不久成为中坚，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关于韦昌辉称天父第五子的说法可能来自清方文人笔记和野史的记载，据天父天兄圣旨，没有发现韦昌辉为第五子的记载，在众多的太平天国官书中也没有称韦昌辉为“五兄”、“五哥”的记载 。金田起义后，韦昌辉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封北王称“六千岁”。天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韦昌辉的地位仅次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但他对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素怀不满。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这“三角关系”的权力斗争中，盖由“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诏”之事件引发。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权力斗争，再加上一定程度上是太平天国畸形的政治权力结构恶变的结果。随后于1856年爆发了的“天京之变” 。
军事形势
考察1856年上半年的军事形势，对太平天国甚为有利：3月，太平军攻克吉安，抚州。4月，陈玉成率兵援救镇江，与守军内外夹击，大破清军，镇江解围。同月，太平军由镇江渡江，直指扬州，清“江北大营”望风而逃，太平军再克扬州。6月，太平军击溃清“江南大营”，向荣部败退丹阳，天京解围。然而就在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呈白热化之势。1856年9月1日夜，北王韦昌辉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密诏后，亲率3000部众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翌日凌晨，韦部突袭东王府，将东王杨秀清及其家属全部杀戮，随后血洗京城。在这场骇人听闻的“天京之变”中，数万太平军将士倒在血泊之中。至于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权力斗争之渊源，则应追溯于数年前的“天父下凡”事件。
政治目的
1848年1月，拜上帝会的重要领导人冯云山，被团练逮捕入桂平县狱。正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迅，急往广州筹策营救。身处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顿时陷入群龙无首之困境。同年4月，杨秀清利用浔州一带流行的“降童”迷信，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以安众心。俟洪秀全从广州回到紫荆山区，不得已确认了杨秀清拥有“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传言”的权力。
也许，在洪秀全看来，杨秀清当时假托“天父下凡”，是一种聚合人心，振作士气而对清斗争的手段。因为，在1848年10月，萧朝贵也曾假托“天兄耶酥下凡”。同样，在是年的冬天，洪秀全本人也曾假托“上帝下凡”痛斥过孔子。此外，早在1837年的4月，洪秀全参加广州科举考试，得病回家。卧病四十余天，病中连呼“斩妖”。事后，他声称：曾升天见到了“上帝”，“上帝”命他下凡救世，诛灭妖魔（指满清政权）。就是说，在1851年底以前，无论是杨秀清的假托“天父下凡”，还是萧朝贵的假托“天兄耶酥下凡”，乃至于洪秀全的假托“上帝下凡”，都是为反清政治目的服务的。
然而，到了1851年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是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发布了《封五王诏书》。其诏书云：“……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至此，东王杨秀清已是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
1852年5月，太平军北向攻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受伤，6月因伤重牺牲。同年10月，太平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牺牲。此时，五王已去二王，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地位扶摇直上，大有压倒天王洪秀全之势。洪秀全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为了太平天国的事业（实质是为了他个人的最高权力），他惟有暂且“忍辱负重”而求时变？
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同年三，四月间，清钦差大臣向荣与琦善，分别在天京城东孝陵卫，扬州城外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5月，洪秀全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兵北伐，目的是进攻北京。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兵西征，目的是为开辟稳固的后方基地，安庆、九江、武昌仅是太平天国的三个省会城市，战略地位重要。但太平天国和杨秀清派军西征的目的是为夺取长江中下游的腹地 。
发动政变
就在太平天国的事业达到0之时，同年12月，发生了东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权责洪秀全事件。如果说在此之前发生的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为了安定众心，共同对清斗争的话，那么，此时则无疑是他对洪秀全最高权威的一次公开挑战。于是，当至高无上的“上帝”降临人间之时，杨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无论是作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还是太平天国任何其他领导人，都不得不跪在他面前恭听圣旨。无庸置疑，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是未雨绸缪。
对杨秀清而言，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其个-威思想日益膨胀。所以，当他运用“天父下凡”来处理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矛盾和事务时，这种方式显然就成了他追求个-力，地位的工具。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可知，权力崇拜欲，可谓渊源流长，根深蒂固。因为，谁占有权力资源，便“富”且“贵”焉。
从历史文化的背景看，传统的中国文化乃是农业社会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及宗法等级制度（即以君王为自尊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乃是政教合一之政体。宗教上，洪秀全是教主（曾自称他和耶稣同一天登位为天国之主）；政治上，他则是国君，称“万岁”。因此，身居东王高位，称“九千岁”的杨秀清，在政治上与洪秀全仍是君臣之分。然而，在宗教神权上，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杨秀清却是天父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杨秀清俨然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这二元化之奇特现象，显然同中国封建-主义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截然对立。
在从社会阶层的构成特点看，太平天国主要由广大的农民阶层构成。由于农民阶层中的自私，保守，狭隘心理，目光短浅等特点，要把这些千万个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助于神的号召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如据《天平日记》载，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赐他一柄宝剑和一方玉玺，作为他“斩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给他朗诵了一些诗，这是他“奉天诛妖”的凭据。再则，洪秀全在1861年3月颁布的《改国号诏》中要求，“普天一家尽归”天王一人领导，并称之为“万古之纲常”。
同样，尽管洪秀全在其《原道觉世训》开篇伊始就宣称“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然而，太平天国初期所倡导的“平等”观念，乃是根源于落后的，孤立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事实上，它已逐渐被封建的等级-观念取代。平日里平起平坐“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兄弟”，最终还是按上下尊卑来排列。而这种排列，均是以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因此，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宗教上的父子关系，使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不仅变得十分微妙，而且对洪，杨二人争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的影响，至为重要。因而，杨秀清拥有假托“天父下凡”的权力，必然会加剧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为解脱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图通过韦昌辉来抑制杨秀清的骄横，才有出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国之主”，“君权神受”之最高权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诏”形式令韦昌辉诛杀杨秀清而酿成“天京之变”血案，乃是顺理成章。
文献资料
据王定安《湘军记》载：“……秀清招饮，昌辉戒备以往，即席刺之，……乃令于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 又据罗敦融《太平天国战记》载：“……秀全深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入卫。韦昌辉与秦日纲领精卒，五日驰至，夜深叩水西门，卫不纳，曰：‘无东王令箭，城不启。’韦昌辉怒曰：‘吾奉东书，汝辈敢阻？’卫士惧，乃纳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辉夺门，卫士殊死战，昌辉大呼奉诏讨贼，顺才释勿罪，渐散去。昌辉逼秀清卧内，系之以献，族其家。”
再据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载：“北贼探伪诏出，言：‘天王有诏，秀清谋逆，希僭大号，众共殛之。’”
综合以上几条材料，虽然在细节上并非都可以相信，但大体上可以看出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的大致情况。不过，也有人认为，迄今为止天平天国文献中，并未留下天王密诏有关内容的记载，因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是“不符合事实，不可靠的”。据此，亦有韦昌辉伪造天王密诏一说。
其实，有关“天京之变”的-，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至今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以为，虽然“天王密诏”内容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和高级领导人留下的材料中，没有相应的记录，但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因为既然是密诏，无疑属于最核心机密，对外也无必要正式宣布。同样，韦昌辉奉有密诏，当然以秘密回京，发动突袭为宜。
具体分析
一是若洪秀全无诛杨密诏，恐怕韦昌辉也无此胆量。切记，当韦昌辉率部闯入东王府之时，乃是“理直气壮”地“大呼奉诏讨贼”。再则，如无天王密诏，洪秀全为何始终未出来澄清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事后洪秀全曾遣人谕韦昌辉曰：“我本无杀渠意。”看来，洪秀全的确给韦昌辉下达过密诏。
二是韦昌辉既然是奉天王密诏勤王，不诛杀杨秀清，又何来勤王之举？因为从历史上看，历代发生的勤王事件，大抵以流血为代价。
三是尽管事后洪秀全曾指责韦昌辉“杀人太多”，但他对于所谓“矫诏”大罪则闭口不提。
四是对“天京之变”发生的前兆或曰蛛丝马迹，洪秀全岂会充耳不闻？事实上，他采取了听之任之，不予制止的态度。对此有人认为，洪秀全是无力制止。理由是他虽贵为天王，却不能直接指挥太平军，更没有自己的直属部队，所以他对韦昌辉的所作所为，无能为力。我却不以为然。其实，洪秀全不是无力制止，而是制止不力。或曰他不是无法制止，而是没有制止。问题的关键是，洪秀全极有可能在暗中操纵了这场阴谋（李圭在《金陵兵事汇略》中就记载天王的妻子赖氏曾设计除东王一事）。
最后的结论是：洪秀全为维护其最高权威，假借韦昌辉之手诛杀杨秀清，而后又杀韦以灭口。是故，洪秀全实为“天京之变”之罪魁！
最终结局
石达开闻变后，急忙从武汉赶回天京。他斥责韦昌辉杀戮太甚，因而为自己惹上了杀身之祸，只得连夜缒城出走，但其在天京城中的妻儿老小全被韦昌辉残忍杀害。石达开逃至安庆后，起兵靖难，上奏请杀韦昌辉。洪秀全此时见事态扩大，加上他的滥杀无辜已引起天京军民的极大不满，和石达开的讨韦大军压境，下令制止韦昌辉滥杀。在天京军民的支持下，洪秀全捕杀了韦昌辉及秦日纲。韦昌辉被五马分尸，时年31岁。
1856年11月，洪秀全下令处死韦昌辉。
12月，太平军溃败于武昌，汉阳失守。
1857年6月，石达开率兵十万，离开天京。7月，清重建“江南大营”，进犯天京。12月，镇江，瓜州，浦口失陷，天京被围。
1864年5月，太平天国之江，浙重要城镇尽失，天京孤立无援。6月，天王洪秀全服毒自杀。7月19日，京失陷，太平天国覆亡。
总而论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和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杀杨秀清之事件，为我们探求“天京之变”的-，无疑提供了某些历史依据。
如果说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洪，杨之间权力斗争的导火线，那么，韦昌辉奉“天王密诏”诛杨而导致的“天京之变”血案，不仅意味着洪，杨，韦权力三角关系的彻底解体，同时也标志着太平天国由盛变衰，最终走向了覆亡之路。或曰：“权力腐败人心。”“绝对权力而失天下。”
下一名人：曾立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