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义记
抗日战争前夕是他的全盛时期。 在大安镇，开设商店5间，分别经营纱布、洋杂、海味、药材、杂货，还有一间牛皮怍坊；在梧州，开设义安船务行兼营纱布，还有一间竹庄；在广州，开设猪鸡牲口栏，兼营纱布转运业务；在香港也设有牲口栏，在玉林设有强安花纱行。高义记为了取得商业的有利条件，他对上海渠丰纱厂投资，是该厂主要的股东之一。他还经营交通业，有民泰、福泰两艘拖渡及大河清拖船，航行梧州至江口。有汽车两辆往来玉林、武林。
鼎盛时，操纵桂平、平南、容县三县与香港、上海、广州之间的汇兑。此外，还收地租谷数万斤， 雇请行江、杂工与女仆数十人。 高义记少时家境贫寒，其父高祥泰开初还有点祖业，但他不务正业，不久家产荡尽，随即死去。孤苦无依的高义记。平时沉默寡言，在10多岁时，靠东拼西凑一点小本钱，上村收鸡贩卖度日。到20多岁，他的远房叔父高其昌认为他诚实可靠，请他做行江。每次允许他顺搭一笼鸡出香港。高义记赚得了一笔钱后，就开始独立经营贩鸡到香港的生意。不几年，成了个有点名气的行商，经营项目也日益增多。高义记虽不善辞令，但极工心计。民国初年，曾一度用假银在桂平、平南各地大量收购猪鸡。当时，大安除了高义记，还有妙和安等几家花纱店。高义记凭自己在上海渠丰纱厂有股份，且有汽车轮船以及经营汇兑业务各方面的优势，就运用以大吃小的手段与他们开展竞争。别人零卖洋纱一毫钱一组。他却卖五分钱一组，终于把别人的花纱店一个个“吃掉”。最后，他垄断了大安纱布市场，获取巨额利润。在航运方面也是如此。他把丹竹卢万骏开办的拖渡“吃掉”后，又独占了梧州至江口的航运业。
高义记也讲信誉，有一次，他向香港日本三喜火柴厂订购火柴几百笠，装运这批货的轮船离港不远，遇台风袭击，触礁沉没。当其得知沉船的确实消息，还是将订火柴全部价钱汇给三喜火柴厂。从此，高义记取得三喜火柴厂加倍信任，给他在广西全省经销三喜火柴的权利，而且可以先付货后交款。这样，他就做了无本的火柴生意。
高义记晚年办了一些公益事业。1943年，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加上连年旱灾，米价飞涨，大安遍地饿民。高义记从农历四月初十到六月初十，每日熬1000公斤米稠粥济饥，救活了一些人。此外，他还带头捐修大安桥；独资铺砌大安附近几条石板路，长约20公里；修筑马行街码头；在武林公路上建风雨亭。又给大安第一小学建教学楼两幢，名曰“仕佳楼”；给龚南初中建礼堂一座。给鳏寡孤独者施棺材，棺材头务必写上“高仕佳捐赠”几字。1937年8月，淞沪战役开始。11月，上海沦陷，渠丰纱厂倒闭，高义记失掉大量股份，继而广州、香港、梧州、大安、平南、江口相继失陷，高义记的店铺、商行、作坊、钱庄统统倒闭，财势一落千丈。高义记晚年得了糖尿病，抗日战争末期，大安沦陷，他走避大洲。1945年死于大洲乡四月八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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