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鸣
1941年秋，中共防城县特别支部由东兴迁往防城中学，特支书记李健甫以防中训导主任职务为掩护，在校内外秘密开展革命活动，许多爱国师生都聚在党组织周围。在地下党员宋森、严端侨、刘仲曼等的启发引导下，陈凤鸣串连一批要好的朋友，组织了秘密读书小组，开展读书活动。他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了鲁迅、冰心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及《新华日报》、《群众》杂志、《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理论书刊，不仅提高对抗战的认识，而且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陈凤鸣多才多艺，在抗日运动中，积极参与排练《雷雨》、《凤凰城》等进步话剧，在校内外演出；同时带头走上街头演讲，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号召民众起来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在一系列的斗争中，陈凤鸣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42年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凤鸣入党后，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当时，防城中学革命与-，救国与-的斗争异常激烈，环境复杂恶劣，天天有特务暗探的盯梢窥探，进步人士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陈凤鸣却很少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一如既往地开展革命活动。为了广泛阅读革命书籍，从这些精神粮食中吸收更丰富的养分，陈凤鸣常常在夜间熄灯以后还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看书至深夜，为以后的斗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3年6月，中共防城县特别支部书记李健甫及防城县中部分党员的身份暴露，-匆匆撤离防城，继续领导防中斗争的重任，就落在陈凤鸣等地下党员的肩上。李健甫走后，防城中学大权为新任训导主任、国民党骨干分子沈以琬把持。为了实现他“以党治校”的目的，沈以琬采取欺骗、拉拢、强迫等手段，妄图让全校师生集体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根据防城地下党的指示，陈凤鸣和党员温科华、冼德湘等商定，分头去做全校学生及教职工的教育工作，发动大家起来与敌斗争。当沈以琬一伙将入党入团申请表发下来时，遭到全校800多名师生的坚决拒绝，挫败了沈以琬的阴谋。1944年上半年在一次考试中，对沈以琬所授的《公民》课，全校学生交了白卷，打击了沈的反动气焰。学校当局气急败坏，校长陈树坤找到陈凤鸣，胁迫利诱；说如继续闹事，即开除学籍并撤其家所耕租地；要是能改正错误，以后可保送其上大学深造。然而，陈凤鸣却不为所动，学校当局便以“思想激异、忤逆师长、冥顽不灵、不堪造化”等莫须有罪名，通告将陈凤鸣等五名同学开除。此举激起全校进步师生的义愤，地下党沟通学生自治会宣布-以示抗议，同时印发《告学生家长书》，揭发沈以琬“宿娼聚赌、吸毒0、品德恶劣、不堪师表”等十大罪状，要求对其撤职查办，要求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支持下，-取得胜利。校长陈树坤-辞职离校；沈以琬也声名狼藉，灰溜溜地逃离防中。全体学生返校复课。在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斗争中，陈凤鸣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1944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打通亚洲大陆交通线战役后，粤桂南广大地区沦为敌后。根据上级指示，从下半年开始，防城地下党工作重点由城镇逐步转向农村。陈凤鸣利用节假日回家时间，对其家里人及亲戚好友讲抗战胜利形势和民族解放的前途，宣传共产党抗日的方针政策，用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驱逐侵略者、打倒国内剥削阶级、广大穷苦人民才能有出头之日的道理，启迪祖父、父亲及家属，使他们很快走上革命道路。在陈凤鸣的组织发动下，1944年9月，成立了党领导下的沙潭江秘密抗日游击小组。他家从此成为防城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和交通联络站，地下党领导人和工作者经常往返于此。1944年冬，中共南路特委发出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后，全粤桂地区斗争形成0。正在念高中一年级的陈凤鸣为革命形势所鼓舞，毅然停学回乡，弃笔从戎，和其他党员骨干一起，将沙潭江抗日游击小组活动地区扩大到垭港、长坡、竹围、渔洲坪、白沙万、潭蓬一带，队员发展到10多人。为了筹集武器弹药，在农村青黄不接的关键时刻，陈凤鸣动员全家人忍饥挨饿，将全家赖以生存的两头耕牛和辛辛苦苦养大的两头肉猪卖掉，购买五支步枪、四支手枪和数发子弹。6月，那良抗日武装起义时，他将所购的枪弹全部交给参加起义的胞弟陈生等人带往游击队。陈凤鸣毁家纾难的壮举，至今仍为十万山区人民称颂。
抗战结束后，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奉命转移到防城，参加开拓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国民党调集了第四十六军的四六七团和广东、广西各一个保安团尾追而来进行“清剿”。为了打退敌人的军事进攻，第一团经研究决定成立海上游击队，陈凤鸣任指导员，活动于北部湾畔，配合根据地的反“围剿”，在外线打击敌人。1946年4月，第一团开赴越南整训时，陈凤鸣担任该团第四营第二连指导员。
1947年9月，入越部队(后改为桂滇边纵队)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开拓滇桂黔边游击根据地。陈凤鸣等二三十名干部奉命于7月先期回到广西靖西镇边(今那坡)地区，与地方党组织共同发动武装斗争，迎接大部队到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该地区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此后，陈凤鸣和边纵主力部队一起，投入果梨、百合、弄蓬等几次大战并取得胜利。1948年2月，国民党广西当局为挽回其失败的命运，纠集了保安第三团、保安独立第六团及第一七四旅共一万多人，对靖镇游击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革命力量遭受严重的损失。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下，桂滇边纵队决定采取“小股坚持，大股插出”的方针，主力转移滇东南，陈凤鸣被留在靖镇区领导武工队坚持斗争。
当时，靖镇区面临着严酷的斗争现实：敌人在重兵“围剿”根据地的同时，还到处搞-宣传，诱迫革命者自新。由于敌人的造谣宣传及当时解放区实行过左政策的影响，人心浮动，部分骨干和群众有悲观消极情绪。根据中共靖镇工委的紧急部署，陈凤鸣担负起发动全区军民共同对敌斗争的艰巨任务。他带领武工队深入人民群众中，针锋相对地印制各种传单，向群众宣传全国革命斗争形势，鼓励全区军民振奋精神，团结一致，粉碎敌人的“围剿”和“扫荡”。有一天晚上，得知敌人政工队在台洞聚众放幻灯和演戏迷惑群众，陈凤鸣即率武工队前往，一抡排枪将戏台上汽灯打掉。漆黑中，敌人乱作一团。武工队严正警告敌人：“今晚先打掉你们的汽灯，如果再继续造谣破坏，与人民为敌，下次就打烂你们的头!”从此，这个政工队便从台洞一带消失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稳定了民心，打开了工作局面。解放区的村村屯屯都做好坚壁清野，民兵密切配合武工队，或骚扰敌军驻地，或吃掉小股敌人，神出鬼没地与敌人斗争。1948年10月，武工队在那坡开辟工作时，敌兵分两路向那坡扑来。陈凤鸣分析敌人的路线，果断地率武工队先敌赶到敌人必经之路天王，发动苗族同胞，用土炮大刀，占据险要隘口。当敌人进入伏击地段时，遭到突然伏击，措手不及。敌连续冲击几次都被击退，伏击取得了胜利。为了巩固老区，发展壮大新区，靖镇区工委决定在坚持反“扫荡”的同时，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工委书记邓心洋因长期奔波积劳成疾，这项任务就落到陈凤鸣身上。1948年秋至1949年冬，陈凤鸣先后在镇边县的上隆、念井和敬德县的德周村主办了五期干部训练班，培训青年干部200多人，分别输送到靖镇各个游击区大队，充实了解放区和新区的骨干力量。1949年4月，中共靖镇地区工委改为中共右江上游地区工委，陈凤鸣担任宣传部长。他把原边纵队留下的部分报社人员组织起来，加以补充，创办了《上游报》(后改为《红星报》)。陈凤鸣亲自抓报社的工作。为了把每一张报纸化作一颗颗射向敌人心脏的子弹，陈凤鸣认真加强对报社的领导，努力提高报社人员思想素质，并亲自为报社撰写部分文章和宣传材料。在他的领导下，报社面对敌人的严密-，克服了各种困难，印发了大量的传单和战士、群众读本，直至靖西解放。
陈凤鸣生性豪爽，喜欢唱歌、演戏，并善于把歌声化作力量，唤起千万人民群众斗争的勇气。他联系斗争形势，或写词或谱曲，创作了不少革命歌曲。1947年冬，桂滇边纵队和靖镇游击队密切配合，-皆捷，打出了一个靖镇解放区。陈凤鸣热情满怀地和李荃合作了《四季生产谣》、《农家乐》等歌曲，歌颂军民协作的胜利，号召人们保卫胜利果实，努力增产。在1948年的反“扫荡”斗争中，靖镇人民武装捷报频传，陈凤鸣作了《天王山》、《武工队歌》等，歌颂人民英勇斗争精神。1949年4月，陈凤鸣从电台获悉解放大军渡江南下的消息后，深受鼓舞，连夜作了《我们的队伍来了》、《全歼蒋匪》等歌曲，很快，这些歌曲便被用白话和壮语的靖镇地区军民中传唱。
1949年10月以后，南下野战大军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以破竹之势，消灭了余汉谋、白崇禧两个集团的主力。12月13日，国民党广西第六专区专员赖慧鹏宣布率部起义，要求我方派代表谈判接收，经区党委同意，滇桂黔边纵队右江上游区指挥部指挥员刘包和政治部主任陈凤鸣前往与之谈判。经他们的努力，赖慧鹏同意我方的全部条件，达成协议，1950年1月7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四师一部向右江上游人民武装第七十五团，浩浩荡开进靖西县城，宣告靖西县和平解放。
新生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国民党残军刘嘉树部树第十七兵团残部1万多人由云南窜至靖镇边平孟一带，准备沿中越边境线逃往越南，上级命令靖西军民截敌于平孟。陈凤鸣自告奋勇，以其熟悉平孟地形，请求率部配合解放军前往截击。1950年1月21日，解放军在平孟天池接敌打响。敌人凭其精良武器装备，作困兽之斗。在战斗中，陈凤鸣沉着指挥，冲锋陷阵。22日上午，战斗将胜利结束时，陈凤鸣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不幸中弹负伤，送靖西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和当时医疗条件所限，陈凤鸣于同年2月25日光荣牺牲，时年仅25岁。
(范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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