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骏
马忠骏还是个孝顺的孩子，祖父早年过世，祖母双目失明，走路吃饭都有困难。祖母想到谁家走走，多半由忠骏领路。每遇改善生活时，马忠骏总是先告诉祖母都有什么菜，问她想吃什么菜，并往她的碗里夹菜。因此，不仅祖母经常夸奖他，邻居也都说他是个懂事的孩子。马忠骏的父亲马熙元为人老实，常年多病，家里的一切事务全靠母亲操持。母亲持家节俭，使家里逐渐有了点积蓄，有困难的邻里不免前来挪借串换。遇到这种情况，只要马忠骏在场，便劝母亲要关照别人。当母亲索要欠债时，忠骏又劝说不必催要过紧，没有就先欠着，有实在还不起的，马忠骏就劝母亲别要了。
马忠骏幼年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侵入本溪地区，并在“中日合办”的幌子下，霸占了本溪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冶炼权和铁路运输权。日本人到处横行、寻衅闹事，甚至包庇坏人，培植汉奸。“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了对东北的殖民化统治。由于马忠骏有两个哥哥在“九一八”事变前赴关内求学，因而马家屡遭日本特务警察的监视、刁难甚至00。马忠骏13岁时，全家被逼无奈，只得迁居沈阳一年，并改家姓为熙。日伪对马家的-，并未使马忠骏屈服，相反，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的种子。
1940年，马忠骏考入本溪湖国民高等学校采矿冶金科。1942年，马忠骏和邓周立等同学好友，秘密发起了读书活动，得到进步作家花喜露（后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与指导，先后有40多人参与了读书活动。这些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秘密传阅鲁迅的《二心集》、《三闲集》、《华盖集》、《呐喊》，巴金的《海底梦》、《家》、《春》、《秋》；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以及《铁流》、《毁灭》、《社会科学大钢》、《大众哲学》、《海上述林》等进步的革命书籍。
这些书在当时几乎都是“-”，由马忠骏保管着。他的家成了参加读书活动的青年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学习知识讨论问题，尽情地发表意见。随着学习的深入，视野的开阔，认识的提高，他们又创办了《铁之流》、《铁笛》、《黑焰》、《春之花》、《合流》等手抄和油印刊物，在青年中秘密传阅。马忠骏是这些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发行人。
1943年春，日本侵略者利用从关内抓来的“特殊工人”（指有进步思想和-精神的工人），在姚家湾子村附近修沈丹线铁路。工头们对“特殊工人”异常残暴，监视得特别严格，根本不许村民和他们接触。一天，有个外乡人迷了路，向工人们问路，惹恼了日本工头。他们把那个问路人绑到“事务所，”用拳头和棒子把他打得奄奄一息。此事惊动了马忠骏，他急忙找来一些青年，跳进墙去，和工头们讲理。那些工头害怕群众起来把事情闹大，不得不把问路人放走，并给他敷了药。
1943年8月，马忠骏毅然告别病重的父亲和年老体弱的母亲，奔向抗日前线。临行时，他对父母说：“没有国，那有家，为国只能忘家，等打败敌人再团聚吧。”他给同学们留下一幅照片，在照片的背面上写着：“我虽然悄悄无声地走了，但我仍然希望我爱的人们能努力挣扎、奋斗。”表达了他对家乡人民的殷切希望和投笔从戎奔向抗日前线的坚定信心。
马忠骏从本溪出发到沈阳，住在花喜露家里。同行4人中还有邓周立、王抗和王勇。花喜露的爱人-群，把作路费用的金戒指缝到一件大衣的领子里，并亲自把他们送上火车。他们怀着冲出牢笼的心情到了北平。
在北平，他们来到辅仁大学学生李德儒家。李家是八路军前方总部豫北办事处建立的一个联系点。经李德儒介绍，他们又离开北平，到安阳北面10多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庄，找到陈吉清棉花行（八路军豫北办事处的一个转运站），由两个便衣护送夜行25多公里路，穿过-线，到达林北县政府所在地任村。
在豫北办事处，马忠骏等人欢度了到达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中秋节。以后，他们来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接见了他们，并为他们召开了欢迎会，把他们留在太行山区。边区政府介绍马忠骏到太行“文联”边学习边工作，文联主席徐慧庸指导他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革命思想有了新的飞跃。
1943年底，日军准备发动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马忠骏背起行装，渡过清漳河，沿着太行山路来到接近前线的游击区，同当地区委和民兵一起活动，并协助地方剧团搞宣传演出。
1944年2月，马忠骏调到太行军区情报处工作，同年6月，又到抗大六分校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指定的整风学习文件，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从而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马忠骏随太行抗日根据地第一批奔赴东北的同志一起回到东北，被分配到本溪地区工作。当时中共本溪市委考虑将马忠骏留在市委机关，而马忠骏则要求到基层艰苦的地方去。市委满足了他的要求，派他到本溪县工作。
1946年1月，上级组织派马忠骏到本溪县大队第九中队担任指导员。中队长黄锡山当过土匪头子，此时打着县大队旗号，干的却是土匪勾当。他不仅吃喝嫖赌，还变相抢夺财物，随时都有哗变的可能。马忠骏只身来到这个中队，担着很大的风险。他首先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和争取改造工作，使大部分战士的思想有了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武装战士。
1946年2月，马忠骏调到牛心台区任区长。牛心台区是个工农杂居的地方，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渗透到这里，政治背景比较复杂。 马忠骏怀着满腔热情，旗帜鲜明地放手发动群众，在先后九十多天的反奸清算斗争中，开了26次斗争会，并于1946年2月底，召开了牛心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千人大会，把民愤极大的特务头子李大马捧处决，为民除了害。在反奸清算的同时，马忠骏还在牛心台区加强了政权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开展了“二五”减租减息。在全区26个村中，改造了23个村政权，村村都建立了农会，会员达2000多人。发展新党员69人，有25个村实行了减租减息。全区群众共分得粮食6.5万公斤，现金21万余元。
正当马忠骏按照党的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群众工作时，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一场保卫本溪的战斗打响了，马忠骏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支前工作上来。牛心台区的担架队由于组织得好，并有专人带领，自始至终地完成了任务。在劳军活动中，牛心台区一次就慰问部队肥猪10口、烟卷211条、现金7 800元、鸡蛋3000多个。
本溪保卫战打了近一个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县机关干部和县保安团战士于1946年5月8日退出本溪市。牛心台区立即成为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牛心台区委决定把全区划分为南北两部。南部以欢喜岭为中心。北部以法台堡子为中心。工作重点是依靠群众创建根据地。马忠骏主动担负起距敌占区近、危险性大的南部领导重任。
1946年5月16日凌晨3时，已经投靠国民党的土匪头子黄锡山带领匪徒偷袭了马忠骏驻地南三家子村。当时马忠骏正生病发高烧，在交战中又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他牺牲时年仅21岁。马忠骏的战友邓周立得知噩耗，悲痛地写下一幅挽联：
“登太行，逐日寇，驰骋清津水；还长白，求解放，捐躯太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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