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于陛
陈于陛从进士第入仕途到去世共为官28年，入阁为宰辅3年。《明史·陈于陛传》说：“终明世父子为宰辅者，惟南充陈氏。世以比汉韦平焉。”明代承元制，不称相，初设中书省综理机务，后革除中书省，权归六郡。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到明成祖时，选用翰林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从宣德时开始，大学士的品位崇高，“而论言批答，决裁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为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首揆为重。”因此，陈氏父子是不名相的相，是副相不是首相。
陈于陛也是我国史学上的功臣。他“少从太博公习国家故实，入词林后更留意通今之学，国史家乘，无不折衷而讨其至。”他在进礼部尚书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上 书请修当代正史。在这以前，都是隔代修史。因修史必然涉及善恶褒贬。当代人修当代史必然有难处之事。陈于陛以《恭请圣明赦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世疏》为题上奏，全文长3100余字，是历史上少见的长篇修史的奏疏。他以宋朝王旦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及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正史为例，证明本朝君臣可以自修本朝历史。奏章中还确定了修史的大经0。神宗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下令开馆，以王锡爵、陈于陛、黄辉等20余人为正副总裁和修撰官。不久王锡爵谢职，重大责任落在陈于陛身上。陈于陛为了修史工作的正常进行，对上交稿是“省览日或不暇，辄夜继之，如程乃止”。由于陈于陛这样“不遗余力”的工作，修史工作进展顺利。不幸的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陈于陛病逝。万历二十五年（1597）皇城内失火，史料被焚，再加上修当代史的种种顾忌和困难，这次修史遂无结果而告终。官修当代史虽然腰折了，但刺激了明朝民间修史的发展，使明朝民间修史进入繁荣阶段。出现了《国朝献征录》、《名山藏》、《副书》、《史概》、《史窃》、《昭代明良录》、《国史》、《识大录》等700余卷当代史书。陈于陛不但是修当代正史的开创者，而且是明朝后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者，也可以说是南充继陈寿之后的又一个史学功臣。
陈于陛在相期间，值得称道的第一件事就保护言官。万历二十三年，神宗以“军政失察”为由，追言官的“缄默”之罪，借此处分给事中及两京（南京、北京）言官（御史）二、三十人之多，形成“南北台省几空”。陈于陛同众辅臣上章申救，帝不听。陈于陛又独具奏疏，指出过去以言官为诬，“坐逆臣”罪；今又追“缄默”之罪，并处分这么多人。这是“言亦罪，不言亦罪“，是“意外株连”，“从此士务默然，既有奸蠹，谁当纠发？”这篇铿锵有声的数百言奏章，没有使昏君清醒，却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
陈于陛所辅的神宗，是一个刚愎自用、不听忠告的皇帝。有人指他有五罪：“不郊天”、“不享祖”、“辍朝不御，停讲不举”、“去邪不决，任贤不笃”、“好货成癖，御下少恩”。也有史书说：当时是“上方深拱，群臣希得见。以言斥者至三百数。吏治惰，兵食消耗。” 陈于陛为此非常忧虑，疏为六事上奏。这六事是：接见大臣进行讲对、录用人才、权奖外吏、清查边饷、储养将才、择用边吏。明中叶以后，日本入侵朝鲜，女真族在东北强起，这六条算是对症下药，奈乎皇帝不动。陈于陛见自己孤掌难鸣，无力回天，多次对着日影叹息。
陈于陛继承家风，为官清正廉明，生活朴实节俭。《南充县志·陈于陛传》说：于陛“深自贬省约束，食一肉（一个荤菜），脱粟之饭（不食精米）；自身衣皂绨（黑色粗丝织品），夫人以下三浣衣（洗了几次的衣服），布蔽膝；苍头庐儿数十指，皆家产子，椎鲁质朴（很朴实），无衣（盛服）大裙者。”“生平严取予，自朝在里，未尝以秋毫于人。”世代为相，能保持这样的清廉俭朴，确实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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