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忠
元代政治家、作家。初名侃。字仲晦。原籍瑞州(今江西高安）。曾祖于金朝时在邢州任职，因此移居邢州。蒙古王朝灭金后，刘秉忠出任邢台节度府令史，不久就归隐武安山，后从浮屠禅师云海游，更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注意物色人才，他与云海禅师一起入见，忽必烈把他留在身边,商议军国大事。即位后,国家典章制度，他都参与设计草定。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改名秉忠。刘秉忠曾经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采纳了，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来。刘秉忠的作品有诗、词和散曲。他的诗流露出三种思想感情：一是归隐，如《寓桓州》、《痴坐》、《谩成》。二是有用世之心，如《对镜》、《秋感》。三是在政治斗争尖锐时，感到进退两难，如《蜀先主孔明》、《留燕》。《元史》称他的诗作，萧散闲淡，和他的人品、风度一样。刘秉忠的词表现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诗作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更加清冷，在《好事近》中说：“一曲竹枝歌罢，满襟怀冰雪。”刘秉忠敬仰元好问,他有《读遗山诗》10首,其中有两句说：“自古文章贵辞达，苏黄竟不在新奇。”其实这也是他的创作追求,明白晓畅而不追求新奇,正是他的诗歌的特点。但同时也带来平淡而缺乏诗味的缺点，他的有些诗作还给人以诗句粗厉之感。元中叶时虞集和苏天爵等人批评中统、至元年间诗歌有粗疏笨厉之病，当是针对包括刘秉忠在内的一些作家而言的。刘秉忠的词宗豪放派，但偏于直露，这也是元代早期词作存在的普遍性弱点之一。刘秉忠著有诗集《藏春集》6卷,另有散曲12首，其中较好的有〔南吕〕《乾荷叶》和〔双调〕《蟾宫曲》。《蟾宫曲》是吊古伤今之作。《乾荷叶》保留着初期散曲的民歌风味：“乾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专门著录元代曲家的钟嗣成《录鬼簿》把刘秉忠列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可见他也是元代早期的著名散曲作家。
元代前期著名政治家。字仲晦，初名侃。邢州(今河北邢台)人。邢州在1220年即归蒙古政权统治，刘侃十七岁时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1238年，辞去吏职，先入全真道，后出家为僧，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1242年，他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被推荐入藩王忽必烈(即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子聪博学多能，善於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时年二十七岁。1250年，他向忽必烈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主张改革当时的弊政，建立制度。如定百官爵禄，减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等。他的主张对于忽必烈采用“汉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253年，从忽必烈出征云南。1259年，又从征鄂州(今湖北武昌)。1260年，忽必烈称帝，命子聪制定各项制度，如立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建元中统等。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命子聪还俗，复刘氏姓，赐名秉忠，授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六年，订立朝仪。至元八年，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也出於刘秉忠的建议。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营建。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以忽必烈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将营帐移到金莲川，并在1256年命他在当地建立一座新城。1258年，新城建成，定名开平，忽必烈称帝后改为上都。至元三年，刘秉忠又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城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在刘秉忠和张柔、段桢等主持下，进展很快。至元九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命名新都为大都。至元十一年正月，大都宫阙建成。同年八月，刘秉忠去世。
刘秉忠长於诗词，沉郁豪迈，在元代文学中别具一格。其作品有《藏春集》六卷传世。
十三世纪初，崛起于漠北草原的成吉思汗挥师南下，赶跑了黄河北岸的女真人，在邢州设立大元帅府。这时候，勾画大元帝国的刘秉忠降生了。
刘秉忠原名侃，字仲晦，祖籍是江西，祖上仕辽金，落户邢州，他的曾祖父是金朝的邢州节度副使，蒙灭金后，他父亲在邢州元帅府里是个军事长官，刘秉忠长大了在邢州节度府里当了一个小官儿。
时逢乱世，刘秉忠感慨“大丈夫怀才不遇，应当隐居起来寻找机会”，于是放弃官职上了武安山。过了几年，天宁寺高僧虚照禅师听说刘秉忠是个人才，派弟子请他下山：“不要在那里作道士了。”于是刘秉忠在天宁寺当了和尚，做了虚照的徒弟，法号子聪。其实道士也罢，和尚也罢，对于刘秉忠来说，出家是假，寻求机会是真。师徒二人游历山西大同，他看南堂寺是个好地方，就居留了下来。
1242年，高僧海云印简（1202——1257）奉召前往和林漠北王府觐见忽必烈，路过大同，听说刘秉忠博才多学，邀其同行。有机会接近蒙古亲王，刘秉忠自然很高兴地答应了。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里有没有安天下的办法呢？”海云回答道：“应该在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的事情。” 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经，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术，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忽必烈大为赏识，于是把刘秉忠留在幕府，参与军政大事，令其还俗，赐名秉忠。和林之行，刘秉忠得遇明主，自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王府，管理漠南地区，广招汉族人才，开始施展“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刘秉忠、姚枢等人辅佐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藩府旧臣，四方文士，大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由刘秉忠荐引，他的同学、学生、故交如张文谦、张易、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刘秉忠弟弟）等，先后进入王府，为忽必烈献计献策。1251年，受封邢州的答剌罕（蒙古贵族称号）上表忽必烈，陈述情况说，邢州连年天灾-，百姓逃散，没有多少户人家了，快派有能力的官员来治理吧。刘秉忠与张文谦一起向忽必烈推荐熟悉邢州情况的燕赵名士张耕和刘肃，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邢州设立安抚司，派近侍脱兀脱带张耕和刘肃前往。邢州吏治，是忽必烈潜邸中汉臣的初步贡献，也是刘秉忠向事业成功迈出的第一步。
蒙哥汗六年（1256年），忽必烈为便于统治中原地区，命刘秉忠在恒州东、滦河北岸的龙岗（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兴建都城，三年竣工，命名开平。1259年蒙哥汗在南伐南宋中战死，忽必烈听从张易计策，抢在其弟阿里不哥行动之前，从武昌出发，带着刘秉忠、姚枢、郝经、廉希宪、阿合马、董文忠兄弟等重要谋士，日夜兼程，轻骑奔回北方；公元1260年6月4日，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设开平府，年号“中统”，取“中原正统”中两字，大有囊括天下之意。1264年又改年号为“至元”，取自《易经》中“至哉坤元”。
至元三年，刘秉忠受命在原燕京城东北设计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命名新都为大都，郭守敬负责都城水系和建筑材料的运输问题，这就是明清两朝的皇城，今天的北京。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刘秉忠领衔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制订典章朝贺礼仪制度以及命名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蒙古大汗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原正统的至高尊者。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随元世祖到上都避暑度夏。同年八月，刘秉忠在南屏山别墅无疾而终，时年五十九岁。元世祖得到丧报，非常吃惊，悲痛不已，他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多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只有朕知道，别人是不会了解的啊。”于是委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丧，厚葬大都，最终改葬邢州祖茔（今邢台县贾村）。刘秉忠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死后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在有元一代，汉人有这样尊贵荣誉的人，仅刘秉忠一人。
刘秉忠精于周易，能知道前后事。据明朝首辅朱国桢岁著《涌幢小品》记载，明嘉靖年间，刘秉忠墓被盗，内有石刻写明：为盗者李淮。事情传到官府，盗墓者被捕，果然是李淮。古籍记载的准确性有待于考证，但刘秉忠生前博才多学，细查善断，为历来史料所公认证实，也是深受忽必烈信赖和重用的主要原因。
刘秉忠不愧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他不但为元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而且以《周礼·考工纪》关于都城建设为指导思想进行规划修建的元大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元大都城的平面设计，皆以汉统治者建都思想为主导，即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新建之城街巷规划极有规律，大街宽２４步，小街宽１２步。除了大小街之外，还有３８４火巷、２９弄通，颇为壮观。元大都奠立了近代北京城的雏形，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元大都从１２６７年开始修建，直到１２８５年才告完工，历时１８年之久。元大都城墙周长２８公里多，宫殿巍峨，寺庙雄伟，园圃美丽，街道宽敞，规模宏大，规划整齐。欧洲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对元大都的详细描述，引起西方人对东方帝国的无限神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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