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健
1937年夏，申振民考取北平师范大学。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和北平大学三校联合迁往西安。在西安，申振民正式参加了党的外围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开始他55年的革命生涯。
在西安，申振民与并称为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的陈忠经、熊向晖都是秘密党员，又都是来自平津地区的大学生，给国民党当局以左派的印象。在与胡宗南接触时，有点左倾的青年学生，反而更受到重视。因为在胡宗南看来，有点左倾的人往往是有见识、有能力的青年。
为了长期埋伏而不暴露党组织，申振民曾和战友们郑重约定，如果不幸有一位共同工作的同志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有意或无意地交给他们中另一位同志来审讯、来执刑，在他们没有办法救那位同志时，必须毫不犹豫地依照敌人的意思去做。而被执刑的同志，在临终之前的高呼中，也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把自己真正信仰的、辉煌的共产主义理想永远深埋在心底，以保护另外同志的存在。
申振民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是革命的乐观派，他们常在相互见面时轻松幽默地说，“我们每天都是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就这样，这些共产党员长期隐匿自己党员的真面目，公开以国民党反动官员的身份出现，背着“骂名”直到解放后。
1949年7月，留学美国数年的申振民和妻子熊汇苓及陈忠经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了祖国。“他们一回到党的温暖怀抱，组织上便指示他们改名字。”申强回忆说，申振民改名为申建，意思是献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后来，刘少奇主席在一张委任状上给“建”加了一个单人旁，从此他便正式改名“申健”。申健的妻子熊汇苓改名为熊友榛。申健认为，组织上要求他们改名的目的，是考虑到使用原名的他们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工作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改用新名字，党将委任他们担负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从忍辱负重的地下党员到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出现，申健夫妇从内心感到自由、欢快和自豪，他们满怀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外交事业。1950年4月1日，中国与印度正式建交，申健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一干就是5年，直到1955年结束任期返回北京。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印友好关系达到顶峰的时期，每年我国国庆，印度总理尼赫鲁都要到中国使馆参加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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