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简子赵鞅
赵鞅的祖父赵武是“下宫之役”中落难的赵氏孤儿，父亲赵成曾任上将军。赵鞅大约在30岁左右时袭爵位为晋国卿。晋顷公九年(前517年)，周室发生了王子朝之乱，赵鞅奉命平息王子朝之乱而定敬王于成周(今河南洛阳)，合诸侯之兵戍周十年。又因他勤王有功，周敬王准许他为王室命卿。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赵鞅铸刑鼎刻范宣子制定的“夷之法”，此为晋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这一法典的公布，博得晋国大多数新兴势力的支持，扩大了赵氏势力和影响。
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赵鞅任正卿，始执国政。赵鞅执政不久，六卿在逐步瓜分晋国土地和人口的同时，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全面的改革，为最终夺取晋国的统治大权做准备。其中韩、赵、魏三家采取了比较进步的政策，而尤以赵鞅的改革措施最为彻底，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最为显著。经济上，赵鞅革新亩制，调整赋税，使其领地内亩制大，赋税轻。政治上，赵鞅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邮无正、史黯、窦等刚正而有才能之士，同卫庄公、扁鹊、姑布子卿等名士的关系也极为融洽。军事上，赵鞅奖励军功，以功释奴。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鞅率军迎击增援范、中行氏的郑国军队，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经济、政治、军事的改革使赵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彻底改变了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此后，赵鞅联合韩、魏，把矛头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对手范、中行氏两家。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赵鞅想把卫国进贡的500户人口从邯郸迁往晋阳，遭到同宗大夫赵午父兄的拒绝，赵鞅一怒之下，杀了赵午。于是，赵午的儿子赵稷、臣涉宾“以邯郸叛”，赵午是中行氏(荀寅)之甥，而荀寅又是范氏(吉射)的姻亲，因而得到范氏、中行氏的支持。秋七月，范、中行氏以晋君名义围攻赵氏官邸，“赵鞅奔晋阳”。这场历时8年的战争以范、中行氏的失败而告终。
赵鞅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他十分注意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他曾先后派董安于、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到晋阳后，立刻“损其户数”，调整赋税，争取民心，修建堡垒，加固城防，使晋阳成了赵氏稳固的后方。其次，赵鞅善于利用六卿之间的矛盾，结成反对范、中行氏的统一战线。战争爆发时，整个晋国两大敌对阵营各派的组合、力量对比瞬息万变，错综复杂。赵、韩、魏、智氏之间，四家权卿与晋君之间，特别是赵氏与智氏之间矛盾重重。然而，在未取得对范、中行氏的最后胜利之前，赵鞅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注意争取韩、魏、智氏，特别是晋君的支持。对智氏的胁迫，他委曲求全，默许有功之臣董安于自杀。当范、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晋阳时，赵鞅没有公开反叛晋侯，并设法尽快恢复同晋公室的关系，从而得到国人的拥护，扭转了战争的不利局势。再次，赵鞅还非常注意改善同别国的关系。晋定公二十一年(前491年)，赵氏与范、中行氏战事正酣，楚乘晋内乱，“乃谋北方”。赵鞅被迫妥协，对士蔑说：“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遂“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满足了楚国要晋引渡戎狄的要求，避免了晋楚之间的直接冲突。最后，作为晋军统帅，赵鞅身先士卒，具有勇于牺牲的精神。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鞅与范、中行氏决战于铁(今河南濮阳)，赵鞅中箭负伤，面部血流不止，却“鼓音不衰”。讨伐卫国时，他虚心听取烛过的劝告，“去犀蔽屏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指挥作战，故能“一鼓而士毕乘之”。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行文子、范昭子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形成“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的局面。
从晋定公二十三年(前489年)至晋定公三十四年(前478年)，赵鞅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既得利益，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齐、鲁、鲜虞的战争。晋定公二十三年(前489年)，赵鞅率师伐鲜虞。晋定公二十七年(前485年)春，赵鞅率师伐齐。晋定公三十一年(前481年)春，伐卫。然而，这一进程因赵鞅染疾而中断，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简子卒。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鞅在军事上讨伐晋国腐朽势力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也向旧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其影响甚至波及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赵鞅的改革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基础。赵鞅继位之初，赵氏家族已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由于赵鞅采取了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使赵宗室的势力迅速增强。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改革的基础上，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魏一起灭了“贪愎好利”的智氏，才有晋静公二年“灭晋后而三分其地”的结果。
下一名人：杨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