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安于
安于出身于史官之家，本姓辛。先祖辛有是西周王室之大史 （史官），他的次子子承父业在晋国任 “董史”之职。所谓董史，乃诸侯国之史官，专门从事晋国典籍和史册的撰写及管理。由于世袭晋国董史之职，遂以其职董为氏传后。饮誉史册的“秉笔直书”者董狐，乃安于之祖辈，他不畏权臣赵盾，对晋灵公被杀之事，直笔“赵盾弑其君”，名垂青史，获“董狐笔”之誉，被孔子褒扬为“良史”。这样的家世传统，使安于从小得到陶冶和造就。逮于长大成人，他忠心追随晋卿赵氏，尽心竭力为赵鞅效命。史载，安于青年时为赵氏“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成年时成为赵氏心腹家臣“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苛匿不产”。壮年时“端委 韦毕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均见《国语·晋语九》），协助赵鞅治理军政“察阴奸，博谍贼”，使敌间和邪佞之徒，闻至丧胆，不敢作乱。
赵鞅信任和青睐安于，安于也殚心竭虑为赵氏尽忠。他谙韬兵旅之事，洞悉晋国六卿尔虞我诈、互为邻壑的险恶形势，深知当时六卿中，赵氏尚处势寡力单的一方。尤其是公元前500年（晋定公十二年）赵鞅兵临卫国都之下，迫使卫灵公献上“卫贡五百家”，却因没有合适的城邑，暂置邯郸一事，使他深感，六卿角逐，赵氏尚无可以屯兵固守的根据地。遂居安思危，深谋远虑，选择远离其它五卿势力集中的太原盆地北缘，在背依龙山，面临汾河，南凭晋水，北系盂邑，控带山河，千畴沃野的汾河西畔，为赵鞅肇建了军事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的晋阳城。
关于建晋阳城的具体时间，史无明载，最早见诸《春秋·定公十三年》所云：“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为什么要在前497年秋入晋阳以叛呢？为了讨回三年前即前500年，暂留邯郸的“卫贡五百家”。这一点《左传》和《史记》字凿清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但是邯郸赵午先应诺，后变卦，于是赵鞅杀了赵午，引来邯郸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三家的合力围攻。赵鞅孤掌难撑，退保晋阳。为什么赵鞅要在前497年，而不在前498年、前499年，讨要卫贡500家呢？因为前两年晋阳城还没有建成，直到前497年董安于建晋阳城告竣，急需人口、兵员充实，才向邯郸赵氏讨要“卫贡”以充实新建的晋阳城。个中道理浅显明白，丝丝入扣，岂有它哉？
董安于建晋阳城，采用殷商相傅说所创“版筑”之法，圈筑城墙。而对城中宫室、官署等建筑，则以铜为柱础，以荻蒿楛楚等坚韧的灌木主干为墙骨。这些建筑材料都可在战争中取出以造兵器，确属一项创举。就是这座晋阳城成为日后赵氏与其它五卿抗衡角逐的可靠后方和军事堡垒。赵鞅、赵毋恤两代人，正是凭借董安于精心创建的这座晋阳城，先后挫败范氏、中行氏和知氏、韩氏、魏氏的两次发难，转败为胜，转危为安，避免了杀身灭族之祸，奠定了与韩、魏“三分晋室”的基础，创建了后来的赵国。
董安于之死，颇具悲剧色彩。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因赵鞅向邯郸赵午讨要“卫贡五百家”，赵午背诺被杀于晋阳。赵午之子赵稷遂据邯郸叛，与范氏、中行氏合兵攻赵鞅。赵鞅时为晋国正卿、执晋政，依据当时晋国“始祸者死”的成法，晋定公委秦籍率兵，伐罪邯郸。然而，赵稷在范吉射、中行寅的支持下，不仅抗拒定公“伐罪邯郸”之成命，反而与范、中行合兵一处，击败秦籍所率的讨伐之师，兵困赵鞅于晋阳城。当是之时，赵鞅进退维谷。若出兵迎战三家联军，无晋公之命，必与范吉射、中行寅、赵稷同罪；反之，则坐以待毙，死无葬身之地。董安于见其主赵鞅举棋不定，一筹莫展，唯恐坐失战机，遂挺身而出慷慨直言：“与其坐待范氏、中行氏作乱害民，倒不如由我率兵与他们决一死战，如若将来晋公追究责任，就说是我董安于发难的。”随后便冒着“始祸者死”的罪名，率兵奋战，在范吉射、中行寅和赵稷全力攻打晋阳之时，奇兵突袭敌后重镇下邑，使敌无心恋战溃退，化解了晋阳之围，解救了赵鞅，为赵氏立下了卓著功勋。
第二年，晋卿知跞借口在范吉射、中行寅、赵稷和赵鞅的争斗中，始祸者范吉射、中行寅都已伏罪，只有赵鞅的家臣董安于还没有受到追究。要挟赵鞅治罪于董安于。赵鞅明知这是知跞巧设的圈套，董安于完全是为了自己而获罪，踌躇不决十分为难。董安于见状，却坦然无畏地说：“只要我死了，赵氏可以安定，晋国得以安宁，活着又有何用？”（见《史记·赵世家》）遂自缢而死。
董安于死后，赵鞅迫于无奈，将其尸体陈弃于市，并告知知跞，知跞才与赵鞅盟誓和好。对于安于之死，赵鞅内疚不已，为怀念死者，安抚众臣，昭彰后世，遂立安于神位于赵氏宗庙，以祀不忘。一个赤胆忠心，足智多谋的古代名士，就这样做了晋国诸卿角逐争权的牺牲品，而他所建的晋阳城则成了赵氏立国的早期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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