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南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参军抗战,中条山失守后回镇安。1939年加入国民党,任县救灾委员会委员兼孤儿教养所负责人。1941年在云镇供职,奉行新县制,废除杂捐;兴办火纸厂、粉坊、缫丝坊、栽土靛;开展禁烟运动,销毁鸦片、烟苗、烟具。1942年协同教育科长刘承恩创办镇安县中学。
1945年当选陕西省参议员,主持正义,敢于揭露舞弊。在镇安县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十二次会议上,对民国29年县政府举办的土地丈量陈报17.74万亩,因对丈量员招待不周,篡改扩大为73.2万亩的严重事件发表讲话指出:“自29年举办镇安错误特重的土地陈报以来,则赋额连年巨增,赋粮之征收多于牛毛,渴泽而渔,焚山以猎,民间有水深火热之痛”。经过会议揭发批评,人民-抗议,省府复查后仅纠正0.65万亩,以衍公愤。
1947年夏,得知镇安县长孙浚伯报复枪杀县参议长李屏之(原因见孙浚伯、李屏之传)的惨案消息后,立即谒见省政府主席祝绍周要求严惩凶手,并在省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及西安各报刊上揭露孙浚伯的暴行,抨击省民政厅长蒋坚忍用人失当。又提请省参议会通电全国,得到江苏、福建、河南等7省,镇江、南郑、武功、商南、白水、蓝田等18县一致支持声讨孙为“酷吏”“屠伯”,应处“极刑”。后继同补选的镇安县参议长王荫棣为被害议长-,在西安菊花园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孙浚伯的罪行,受到新闻界大力支持。国民党的《新国民日报》《经济快报》《国风日报》《秦风日报》等纷纷发表声明,要求惩处“元凶”。
1949年春,西安即将解放。国民党省政府通知参议会全体一同撤退汉中。他毅然不与政府同进退,暂住西安,接受解放。七月初六日,领取军管会路证返家。十月初,县内军政人物纷纷外逃,他在家等候解放,亲派私人代表任理荣、阮士凡持书与咸阳独立第八团接洽,与解放军搜索连指导员曹振义商定以刘南辉名义敦促各乡保长返家。1950年2月,刘南辉当选镇安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1954年病逝。
附:其子刘文华,文化工作者。中国戏剧协会陕西分会会员,陕西省剧作家联谊会会员。历任县剧团副团长、团长,政协镇安县委员会第一、二届副主席,1989年12月退休。在县剧团从事文艺工作25年,为汉剧、花鼓、眉胡、京剧等70多部戏曲谱曲,对戏曲音乐有较深造诣。1978～1979年为花鼓戏《刘海戏金蟾》和《牧童与小姐》谱曲上演后,陕西省电台、电视台作了录音、录象,作为保留节目长期播放。1979年与人合作创作的花鼓戏《牧童与小姐》获省剧本创作乙等奖。1980～1985年在《陕西戏剧》第二期和《陕西戏剧史料丛刊》第三期发表《从民间故事到戏剧牧童与小姐》《商洛花鼓的下河派》两篇文章。
上述代表作品上演后,《陕西日报》以《一朵绚丽的山花》为题发表评论指出:《刘》剧在设计唱腔时,尊重剧种本身的“联曲体”规律,按照各个唱段的情绪要求,在连接、转换、落音、过门、速度等方面加以发展变化,丰富了音乐唱腔的艺术表现力。《西安晚报》发表《商洛山中一枝花》,对《牧童与小姐》的音乐评论说:“音乐设计,既保持了花鼓的旋律韵味,又有不少改革提高,清新活泼。”《陕西戏剧》1984年第9期发表《从地摊子走向大舞台》评论指出:“熟谙商洛花鼓腔调的音乐工作者仅刘文华等4人”。《牧童与小姐》被北京、山西、甘肃、四川等省的十几个市、县移植上演,《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陕西省文化局收入《剧目选编》第二辑。
1982年4月29日,刘文华代表镇安县出席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先进企业先进集体和劳模大会,省委、省政府授予镇安剧团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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