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经
麟游地下党游击队及西府总队负责人。原名文鳌，又名幼麟，麟游县人。民国10年（1921）在三原第三师范上学期间参加“渭北青年社”。民国12年（1923）暑假返乡成立了“雪耻救国会”，-宣传反帝反军阀，鼓动工农与腐败政府作斗争。民国14年（1925）参加“陕西援沪后援会”，声援“五卅”运动，同年加入共青团。民国15年（1926）被三原特支派往三原西关筹备成立农民协会，经张仲实、张宗润介绍转入共产党；10月，作为陕西临时党部前敌宣传队队员去乾县、兴平等地讲演，协助组建了乾县支部，任支部委员；11月，被派往甄寿珊军做政治工作。民国16年（1927）8月，参加西安区委举办的军事政治队学习。结业后，同刘耀庭、白廷栋回麟游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在县高小建立了党小组，任组长，后发展王乐天、刘章天入党。民国17年（1928）2月，成立中共麟游支部，任组织委员。同年，任县高小校长，即编写“国耻史”，翻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小册子从事宣传。4月，因怀疑其为共产党而被捕，转押西安，备受酷刑，然始终未暴露身份。在狱中对难友说：“一个青年，自从他开始投入革命怀抱，早已把坐牢当家常便饭，死则死，死的光明磊落，重于泰山”。他还给刘耀庭写信说：“我活则我幸，我死则我不幸，勿以小事而挫大气，抱定主义，努力前进。”7月，因敌没有掌握证据，经多方营救，被释放。
民国18年（1929）10月，说服叔父变卖家产，买了几支步枪，联络王乐天、刘章天、高超等共产党员，组成了一支武装力量，赶走了麟游县长邵攀桂，收缴了县政府和一些散兵的武装。翌年2月，参加“西北民军”被编为警卫第三营，他任营长兼麟游县长，把党员和进步青年安排在营部和县政府工作，极力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处决了民众愤恨的县府衙役第三班总头张耀，剿除了桑树原土匪。
因西北民军瓦解，民国20年（1931）夏打入杨虎城部驻麟游的赵慧生团做兵运工作，任三营营长。12月因赵慧生向麟游民众摊派钱款物资，激起民愤，他率三营武装起义。民国21年（1932）因受优势敌兵袭击，部队隐藏武器后疏散，他去西安王泰吉骑兵团学习军事技术。时妻子被敌逼死，不满两岁的孩子夭亡，敌还拆毁他的房子20多间。有人对他说：“流离颠沛，家破人亡，你能无动于衷？”他慨然答道：“革命为天下谋太平，我以一家之破败，换取大多数人之幸福，何乐而不为，请勿多言！”
民国21年（1932）8月，回麟游成立了有30多人参加的游击队，任队长。游击队帮助农民度饥荒，站住了脚根。民国22年（1933）10月至次年元月，游击队取得了雷家原、碑子梁、申家原战斗胜利，发展到120多人，50多条枪。民国23年（1934）6月，任麟游总支书记，因全国抗日-渐趋高涨，根据省委指示，在“不调换人员，不调换武器，不进城驻防”的条件下，把游击队改编为崔木保安大队，任大队长。
民国25年（1936）12月15日，听取了来麟游的西兰工委委员严克伦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次日即率部进县城，后几天内召集各界人士号召团结抗日。12月下旬，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率部返崔木。民国26年（1937）5月，因县长杨烈相逼和形势变化，调边区云阳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9月，他返崔木。11月，恢复了崔木保安队，任队长。不久，从保安队中抽出20多人组成“保甲游击队”，又名“抗日义勇游击队”，任队长，进驻两亭镇。民国27年（1938）游击队调县城编为常备队，任队长兼兵役科长，和新任县长温亚儒交朋友。民国30年（1941），刘玉德任县长时，又改任为民政科长。他利用时机，安排党员和进步人士任要职，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翌年，改任教育科长，举办“抗建剧社”进行抗日宣传。民国32年（1943）11月，因麟游党组织遭破坏，寄居高桂滋军甄炳麟处。次年10月，调回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接见。后任关中地委-部长、关中分区教导团团长等职。民国35年（1946）6月，任西府工委书记。又按上级党组织部署，抽调两个加强连和一个干部队，组成以他为司令员的游击队，出击麟、扶、岐边界地区，接应王震359旅安全北上陕甘宁边区。6月17日，任西府总队司令员。8月，策动董策成、龙伯渊领导的陕西省保安六团第三大队起义。民国37年（1948）3月，和董策成率西府总队一、五支队及总队机关参加“西府战役”。民国38年（1949）2月，任彬县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邠县专区专员、邠县军分区司令员、陕西省政协秘书长、省委-部副部长。他始终保持战争年代旺盛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1958年写信给由西安到麟游工作的儿子赵鹏程，勉励他“谦虚谨慎，不要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目空一切”。1959年春、夏，两次到麟游视察工作时，走村串户了解群众生产生活，还和社员一起割麦，和牧童一起照像，和老汉、老婆拉家长，向民主党派人士征求意见，和社队干部谈工作、教方法。他还把视察到的情况，如实向省委写了报告。12月1日，在反右倾斗争中，因受“左”倾错误破孩致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公正评价。1984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部在西安革命公园为他立了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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