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恩之
穆恩之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1931年从丰县大程庄高级小学毕业后，考取江苏省立徐州中学。1937年中学毕业，在张五楼小学任代课老师。1938年日本侵略军逼近徐州，遂迁往后方，考取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在大学期间因经济困难而辍学，从事教学工作。1941年回西南联合大学复学，1943年7月毕业，被派往湖南晃县资源委员会管理处，先后任甲种实习员、工务员。穆恩之于1944年9月起曾在贵州遵义县立中学短期执教，并兼任教务主任。1945年2月到四川北碚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任技佐、技士。同年7月随调查所迁至南京。1949年4月到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副院长、顾问。
穆恩之在地质古生物学方面的主要建树表现在：描述了从寒武纪到石炭纪，特别是奥陶纪、志留纪和早泥盆世的大量笔石，创立了一套笔石分类系统，已在中国统一应用；树立了中国笔石动物群的基本序列，建立了奥陶系、志留系、下泥盆系的一系列笔石带，为洲际间的对比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国奥陶系分为六大地层区、三大生态地层类型；以笔石地层为标准，提出了奥陶系与志留系的划分对比方案，初步解决了华北区与华南区奥陶系的对比问题；在笔石的演化和分布方面，提出了笔石体的复杂化和生态分异学说。
在古生物学方面，穆恩之主要研究笔石动物，其次是棘皮动物(海百合、海蕾和海胆)。穆恩之对我国笔石学开展了全面研究，在笔石的分类、演化、生态、地质和地理分布等领域均做出重要贡献。他描述了大量的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和石炭纪的笔石，建立一个新亚目，10多个新科，20多个新属和许多新种，其中中国笔石科和娇笔石科在研究笔石动物的演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笔石科的发现，证明早在叉笔石动物群笔石胞管发生高度变形以前，中国笔石科的笔石胞管就已发生变形。娇笔石科的发现，证明除了有轴笔石有体壁退化的现象外，无轴笔石也具有体壁高度退化的特征。1950年，穆恩之提出笔石的分类系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笔石分类系统之一。这一分类系统以后逐渐完善，为国内普遍采用。在世界上，有的基本上采用这个系统(如苏联)，有的部分采用。在笔石动物的演化方面，他提出一些重要的演化趋向，如笔石体的简化、生长方向的转变、胞管的变形、体壁的退化和局部增厚、笔石体的复杂化及胎管的扩大等。其中笔石体的复杂化的提出最引人注目，因为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笔石体的演化总是趋向于简单。在这些演化趋向中，笔石体的简化和生长方向的转变起主导作用，其次是次一级演化趋向。穆恩之系统总结和建立了我国笔石带，其中奥陶纪25个带，志留纪23个带，泥盆纪5个带。从寒武纪到志留纪划分为5个笔石动物群，即寒武纪树形笔石动物群、奥陶纪反称笔石动物群、对笔石动物群、叉笔石动物群和志留纪单笔石动物群。他对我国笔石动物群及其有关地层进行生物地理分区，将中国奥陶系分为6个大地层区，即华北区(或称黄河区)、华中区(或称扬子区)、华南区(或称珠江区)、藏滇区(即西藏—滇西区)、西北区、北方区(或称准噶尔—兴安区)。其中藏滇区和华南区又分为3个亚区和3大生态地层类型，即华北型、华中型和华南型。他将中国笔石划分为两大笔石动物群类型，华南笔石动物群类型和华中笔石动物群类型，分别相当于太平洋动物群和大西洋动物群。他提出生态分异学说，认为笔石动物群类型的不同，是各种笔石以其不同生活方式，适应各种生活环境，进行生态分异的结果。
在生物地层学领域，穆恩之主要从事奥陶纪和志留纪地层学研究，其次是泥盆纪、三叠纪和白垩纪地层。他以笔石地层为标准，提出奥陶系与志留系的划分对比方案。他对华中区奥陶系的研究，初步解决了华北与华南区奥陶系的对比问题。在国际对比上，中国上奥陶统上部6个笔石带的建立，填补了世界这一层段笔石序列的空白，为确定全球奥陶系—志留系界线提供了极重要的依据。他在四川长宁双河奥陶系剖面上同时发现上、下两层下垂对笔石动物群，解决了长期争议的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大洲奥陶系的对比问题，过去国外误认这两层下垂对笔石为同一层，因而引起对比上的混乱和争论。他所著的《中国的志留系》是我国志留纪地层的第一次系统总结，本书获得1978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他与美国学者AJ布科等合著的《中国志留系对比》，是当代志留系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6大地层区志留纪地层划分对比及其界线，讨论主要沉积矿产和构造运动，综合评价古地理和岩相关系及海平面升降事件。这本书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有关中国志留系的最有价值的文献，并于1989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了我国古生代和中生代海百合、泥盆纪海蕾、白垩纪及第三纪海胆，建立了志留纪和三叠纪海百合序列和白垩纪的海胆序列。
穆恩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国家一系列重大的科研项目。他本人以及由他指导下完成的多项科研成果，曾多次在全国和江苏省获奖。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参加辽东太子河流域的地层古生物研究，其中的一篇论文《辽东太子河流域地层》获195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50年代后期，他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祁连山考察，领导祁连山早古生代地层和笔石的野外工作及室内研究，出版了《祁连山地质志》第2卷第1分册(祁连山地层)及第4卷第2分册(祁连山的笔石)两本专著。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穆恩之领导和参加了国家计委地质局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南石油会战，以及海南岛富铁矿会战的地层、古生物研究。他的许多地层古生物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其中重要的专著为《西南地区下奥陶统的笔石》，系统描述了西南地区下奥陶统笔石34属及亚属、260种和变种，其中1新属、120新种及新变种，建立西南地区下奥陶统12个笔石带，为解决华北和华南区以及国际奥陶纪地层对比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该书于1987年获得全国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20世纪80年代以后，穆恩之领导并参加各系地层界线的研究工作，亲自主持奥陶系—志留系界线的研究。他和同事们研究的湖北宜昌奥陶系—志留系界线剖面是世界上研究得最好的剖面之一。1984年发表的专著《寒武系与奥陶系界线》和《奥陶系与志留系界线》于1986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十分关心青藏高原的地质研究工作，在60岁高龄还亲赴西藏进行野外地质考察。穆恩之为我国高原地质研究达到新的水平和将高原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穆恩之十分重视古生物学的普及工作。为了普及古生物学知识，满足生产实践和教学、科研的急需，他提出编著《中国各门类化石》丛书，他自己主编其中的《中国的笔石》。从1962年至1978年，这套我国古生物门类的系统总结丛书共出版15种17册，于1978年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在编著《中国的笔石》的同时，1960年出版了另一套古生物学普及丛书《笔石》。
穆恩之非常重视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始终把祖国的经济建设需要放在首位。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结合地质勘查以及为寻找石油、煤、铁等矿产和考察铁路工程地质工作进行的。为了取得野外第一手资料，他曾到辽宁东部太子河流域、小兴安岭原始森林、祁连山、柴达木和酒泉盆地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海南岛等地进行地层古生物调查研究。为了解决一些地层古生物的关键性问题，他曾经到浙江西部、内蒙古鄂尔多斯、广西和广东以及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他经常与青年人一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1956年他身患肺结核病，仍带队参加祁连山考察工作。1977年，参加海南岛富铁矿会战时，正值盛夏，野外气温高达40—50℃，由于过度疲劳，眼球出血，他却全然不顾，仍坚持野外考察。
穆恩之在长期担任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与其他几任领导一起为使该所发展成为我国古生物学的研究中心，成为国际上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跻身于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穆恩之一贯重视人才的培养，认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取得科研成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人才济济，才能硕果累累。他主张大胆放手让青年科研人员挑重担，使他们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提高，通过“以老带新，层层带动”，帮助青年一代迅速成长。他对青年人总是悉心指导，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竭诚鼓励。对青年人在学业上、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不少人成为我国地层古生物研究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穆恩之曾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古生物协会笔石工作组主席、国际交流委员会主任、全国笔石学科专业组组长、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科技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江苏省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他曾担任第五届江苏省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地质系兼职教授。穆恩之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质对比科学委员会委员、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国际地层委员会志留系分会正式委员、奥陶系—志留系界限工作组选举委员、寒武系—奥陶系界线工作组通讯委员、国际古生物协会笔石工作组主席等职。他一生共发表论文和专著100余种。
穆恩之不仅为我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去世后一幅悼念的挽联写道：“严格要求、严谨工作，勤耕耘、勤灌溉、结出一串美果；平易近人、平淡生活，不贪求、不伸手、留下两袖高风”，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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