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棠
孙毓棠自30年代起，长期从事历史科学的教育和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经济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
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中较早出版的一种，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全书凡九十万字，一点一滴地汇集了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有关中国新式工业基本情况的资料，徵引中外档案、报刊、私人著述不下三百种。其中包括卷帙浩繁的《北华捷报》、《英国驻华各口岸领事商务报告》、《海关贸易报告》、《教会新报》、《申报》等等，凡当时国内能够找到的有关资料，哪怕是临时散发的小册子和文件，也都在收辑之列。
值得强调的是，孙毓棠在这部资料集时，并未满足于资料的检出，而是寓研究于整理之中。经他仔细分析、归纳，精心编排，全书纲举目张，研究者稍加注意便可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繫。因此，可以认为，这部资料集(连同后来汪敬虞所编第二集）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资料》的前言，孙毓棠写了《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一文，综合叙述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过程，有不少独到的发现和精辟的见解。这些发现、见解与《资料》的内容可谓相得益彰。
除了上述资料集外，孙毓棠还写下了一係列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文，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以及19世纪帝国主义在工业、铁路、银行、借款等方面的对华侵略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其中最重要的篇章已经结成《抗戈集》一书。
孙毓棠不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内有卓越贡献，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方面也有很深厚的造诣。他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一书，以及此後陆续发表的《汉代的财政》、《战国秦汉时期的纺织业》、《关於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清代的丁口记录及其调查制度》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的明证。尤其是《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一文(凡8万余字），充分挖掘和利用了文献资料和当时所能掌握的出土文物，对战国秦汉时代纺织、染织技术，包括丝织、麻织、葛织、毛织和炼织技术的进步作了十分具体的探讨，极尽耙剔梳理之能事，填补了我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特别是手工业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
早在1949年之前，孙毓棠已经认识到历代文化盛衰嬗替的原因深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之中，因而在治史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各种社会经济现像，并开始探索其本质和规律。解放后，他接受了马列主义，对经济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坚持认为，在历史科学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纯经济史。经济与历史发展本是同一个整体。所谓经济史的研究，不过是从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角度(有别于政治、军事、文化诸角度）去阐述历史。只有承认纯经济史並不存在，更不存在脱离政治的经济史，经济史的研究才有意义。
虽然孙毓棠治学的重点在中国经济史领域，且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断代史方面尤精于秦汉史。但是孙毓棠追求的是一种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境界。他决不将自己局限于某一断代史或某一专史。在他看来，只有将每一项专题研究同时置于纵的和横的联系之中，才有可能穷其底蕴；而只有尽可能多角度、大跨度的考察，才有可能使死的史料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毓棠常说：一个具有历史实在感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历史学家。
事实上，孙毓棠兴趣至广，文、史、哲无不涉猎。由於他生平谨慎，不肯轻易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留给我们的不是很多。但仅就中国史研究的成果而言，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各个方面。其中，如《西汉的兵制》、《东汉兵制的演变》等篇虽发表于30年代，但迄今尚为人称道。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已经注意于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他的学士论文便是《中俄北京条约及其背景》。他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对外关系史的范畴。他又是中国较早留心中非关系史和探讨中亚、中东历史的学者之一。
孙毓棠去世后，他的学术论文，除已收入《抗戈集》者外，已被汇集成《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95年出版。
论著之外，孙毓棠曾参加标点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和《清史稿》。並与人合作标点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书(亦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8年以后，他在历史研究所筹建並领导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和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外关系史学会(任理事长），为推动中外关係史这个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努力。1980年以後，他应邀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委员会副主任，擘划《中国历史》的全面工作，並亲任秦汉史编写组主编。
孙毓棠酷爱戏剧和文学，一度致力于新诗创作，在诗歌艺术方面多所探索和追求。他的代表作短诗集《海盗船》和长篇史诗《宝马》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孙毓棠的主要诗作已编成《宝马与渔夫》一书，由台湾业强出版社于1992年10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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