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
陈达治学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社会调查。在1923—1952年的29年中,先后主持和参加社会调查24次。在国内调查了北京城乡市镇状况,上海工人生活状况,华南闽、粤华侨状况,其中以昆明呈贡及附近地区人口普查规模最大,参加者1300余人,调查范围3县1市约60万人口。在国外考察了日本、朝鲜的劳工状况,南洋和夏威夷的社会生活状况,印度加尔各答地区的农民状况,德国、瑞士、意大利的工人生活状况,苏联市镇工人和集市农民状况。在调查研究中坚持让事实说话,常告诫同事、学生“有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有两分材料,便说两分话;有十分材料可以只说九分话,但不可以说十一分话。”根据调查所作的《现代中国人口》一文,美国《社会学杂志》1946年7月号全文刊登,后又出版专辑,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
陈达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较长时间内,他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提出实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的救国主张。对党派的政治斗争,采取超然态度。拒不参加国民党。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次年,李公朴、闻一多遇害,深受震惊。常在课堂上发泄对国民党的愤懑。1947年,和清华、北大等院校的13位知名教授-,发表抗议国民党政府侵犯-宣言。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接他去台湾,毅然拒绝,和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教授坚守清华园,迎接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中央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被联合国聘为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从事人口和劳动问题研究。50年代和马寅初一起,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向党和政府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议。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从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富有卓见,但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改正。病逝后,骨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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