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时鼎
万历十一年(1583年)，时鼎被召为云南道监察御史。太监田玉，既提督太和山场，又兼任湖广行都司等处分守，还请求朝廷给予符验、关防、令旗、令牌。科臣抗争不得，礼部也只好疏请铸给。蔡时鼎反对说：“太监提督太和山场，不该兼任地方分守，湖广地方已有巡抚、巡按等官员治理，何必再用内臣兼任分守?况且太监是刑余之人，若给予权力，将来卖弄威福，肥己济私，又如何控制?”他还指出，皇帝若只偏信太监，不信朝臣，恐会“内外异趣、言路不通，圣心聪明，未免受蔽!”同时，又弹劾田玉的不法行为。时鼎的奏疏虽无批复，然而，宫中太监却因此感到惮畏。
又有御史丁此吕揭发侍郎高启愚在主持应天乡试时，试题有意阿奉时相张居正，因此，高启愚被免职，而丁此吕也被诋为“诬贤乱政”遭到贬谪，朝中一时聚讼纷纭。蔡时鼎上疏说：“丁此吕言语虽过激，怎能以“诬贤乱政”加罪，如果认为这是言官喜事求胜，要加以抑制压服，那么，“臣恐朝廷之上，公议难泯。防口甚于防川，天下有志之士，未肯从风而靡也。”
翌年，他奉旨巡视两淮盐政，通过咨访，除去宿弊。又疏陈惠商、裕课等十事，经获准依次施行。巡盐旧有成例，盐差可得部分盈余钱财，时鼎却不接受，把这些例金用来开筑湖堤，使淮安一带35里间，舟行无阻。又置各属邑学田，救济贫寒士子。
万历十三年(1585年)，时鼎巡盐事毕，回京复命。这年秋天，顺天(北京)乡试，有外戚要考官让其子弟中选而没有达到目的，因此勾结宫中太监，制造流言蜚语，诬蔑考官张一桂等人。时鼎抗疏直言，认为此事不是经外廷纠奏，而是直接由内宫进言引起的，即使其事尽公，其言尽实，犹恐开启谗间之门，皇帝接疏后大怒，以“疑君讪上”的罪名把时鼎谪为山西朔州马邑典史，当天即起行赴任，不许迟缓。不久，蔡时鼎辞职归家。
万历十五年(1587年)，起用为太平府推官，代行知府事。此时，太平府正遇荒年，他请求上司，修筑河堤，开仓赈济。万历十七年(1589年)，升南京刑部主事。不久，转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万历十八年(1590年)，上疏评论时政，指谪辅臣申时行假借皇上意旨，结党营私，害进妨贤，只想自身得福，不顾国祸，象申时行这样的人，怎能担任国相?
万历十九年(1591年)，晋升为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不久，吏部推选蔡时鼎出任江西提学使，因他直言得罪皇帝和时相而未获批准。为此，给事中钟羽正与同僚一起上疏批评朝廷不用时鼎，说这是“销忠直之气，结谏诤之舌，非国家福”。结果，钟羽正等被加上“忤旨”的罪名，受到夺俸等不同程度的处分。过后，吏部又拟调时鼎为尚宝司丞，仍不获准。万历二十年(1592年)卒于任上，时年42岁。他亡故时，囊空如洗，贫不能含敛，南京的同僚为之捐资，才得举丧。
蔡时鼎一生“高亢刚正，疾恶至严，尤精于摘伏发奸，吏不能欺，而直道如矢”。因其早逝，众人都十分痛惜。蔡时鼎在政事之余，极力研读经史和写作，自经史百家，以至阴阳、医卜无不研究，尤嗜《周易》，穷极同异，注疏解释，惜未成书。太史林偕春为其撰写《蔡公时鼎传》，《明史》为其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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