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孚先
RFX1.bmp任孚先自小就喜爱文学，在浓郁的书香氛围中，少年时期就与家藏丰富的古书结下了“缘分”，不仅阅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而且对于一些野史趣闻也有所涉猎，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了解，从而培养了他对于文学的浓厚兴趣。在小学时期，就喜欢作文，中学时代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曾被推荐为徐州市学联学习部部长。同时，他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进行广泛阅读，特别对西方文学的阅读犹为广泛，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充分了解的。1956年，任孚先考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在这里有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等闻名全国的著名学者，有数十万册的藏书和浓厚的学术与文学氛围。正是在这里，任孚先开始了自己最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活动。在前辈教师的指导下，他刻苦努力，崭露头角。在《文史哲》发表了《谈青春之歌》、《论“厚古薄今”》，在《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版)》发表了《论红旗谱》等文章，在《山东文艺》上发表了评论当时出现的肖端祥、邵勇胜等农民作家的文章，在《大众日报》、《青岛日报》、《济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文艺思想杂谈及评论，引起了当时文学界的关注。196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省文联文学研究所，成为省文联第一位专职文学评论工作者，并坚持至今，仍笔耕不辍。他在三十多年的文学理论研究与评论的学术活动中，几乎涉及所有艺术门类。从文学到影视，从戏剧到期刊研究，都发表过一些有见地的评论文章，但其最主要、最重要的成就是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评论。任孚先的学术研究著作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理论探索;二是文学研究、创作思潮与作品评论;三是资料编纂。在这三类学术研究活动中，他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继承与探索创新的结合，坚持每一篇文章的写作都有严谨、扎实的文风，从而使他的著述多有建树和开拓。
任孚先作为一个热切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变化的文学研究者和文学评论家，一直保持着理论建设的热情，对文学发展0现的重大理论问题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文学理论、艺术思想一方面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评论之中，另一方面则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片羽集》、《文学创作漫谈》、《任孚先文艺论集》中。至于第一方面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具体介绍，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重点介绍任孚先对具体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文艺理论思想有没有独到的建树，对于一个评论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往往决定着其评论文章的深度与高度，也决定着其评论文章的思想个性。任孚先的文艺理论思想是有其独到的意义和高度的。他的文艺理论研究不是以学院式的方法去做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从变动着的创作实践中，去发现理论的新知所在。因此，他的文艺理论思想就具有了如下两个特点:
(1)时代性。任孚先在文艺理论研究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与时代密切相关、与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从他的理论专著以及散见于各类报刊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他思考理论问题都是从时代的角度切入并以推进当代文学发展为目的的。他在《作家和时代》一文中，认为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社会环境之中，“在作家身上，烙印着时代所赋予的特点”，“我们考察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没有一个跻身于杰出作家行列的人，不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广阔的时代生活，塑造了时代的艺术典型的”。从这样的理论基点出发，他论述了作家与政治、自我、典型塑造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见解。与此相关，他提出了“观念的嬗变与文学的变革”这一重大问题。他认为文学要想有大的发展，要出现与时代相匹配的优秀文学作品，首先就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这一问题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的。因为在当时“左”的思想观念仍然束缚和限制着人们的思想，文学创作仍然未能获得更广阔的自由空间，在此种情况下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表明了他所具有的理论勇气和时代的责任感。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又敏锐地看到了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在观念变革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偏差，这就是“全盘西化”和“振兴儒学”的主张。他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错误的。我们新的时代新的文学观念就该顺应新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文学观念。在这种文学观念指导下，才能既弘扬民族文学的鲜明个性，又能在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任孚先的这种理论见解，在当时可能由于“创新的热情”驱使着人们去追逐新潮，对此缺少充分的理解。然而在今天，我们再去思考这一理论问题时就会发现他的见解的深度所在。在经历历史的变迁之后，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只有既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又吸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才能真正得到发展，这是被文学史所证明的一个客观的道理。而任孚先正是在时代的文学思潮中，坚定把握住了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任孚先文艺理论的时代性特点，还表现在他对一些引起争议的理论问题富有个性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譬如“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文艺作品的“理想”问题、“题材”表现的领域问题等等。在这些与当时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上，他从未人云亦云，而是认真、坦诚地从时代对于文艺的要求出发，辩证地分析了其应具有的表现形式，提出不管作家怎样去写，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能违背时代和人民的意愿。这些具有时代感的理论思想，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思考的。时代性作为其文艺理论思考的基本特点，是与他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关注密切相关的。
(2)实践性。实践性不仅仅是指任孚先的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发展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思想具有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性意义。他能够提醒创作者在进行具体作品的创作时，应该注意些什么。譬如他在与人合作的《文学创作漫谈》一书中所提出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似看山不喜平”、“要重视细节描写”、“要有独创精神”等，虽然是一些基本的创作问题，但任孚先深入浅出，从丰富的创作实例中，引发出自己的见解，对于创作者来说是非常有启示性的。“艺术提炼”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问题，他在《论艺术提炼》一文中，提出艺术提炼的具体途径以及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作为基础，使生活的事件和人物的发展符合内在逻辑规律和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活环境，要有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这些理论问题的提出与分析，直接进入作家的实践活动中，使得这些理论问题变得生动且具有说服力，使写作者能够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加以理解和运用。这种富有实践性的理论思想还充分地体现在《深入生活漫议》一文中。任孚先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只有热爱生活才能积极地反映生活，只有理解生活才能从本质上把握生活，只有提炼生活才能正确地反映生活。这三个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概括性和实践性的，对于任何时期的创作者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文学研究家和批评家，任孚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自己的热心、爱心、艺术之心，关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态势，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乎每一个进程。他认为，一个文学研究和批评者，主要的是“参与意识”、“对现实的发展，对文学时尚的潮流，不是旁观、等待，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去主动接近现实，接近文学创作实践，参与现实和文学自身的变革”(《〈山东文学评论选〉序》)。可以说，正是这种参与意识，带来了任孚先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基本特点，形成了他关注现实创作，引导文学创作的研究批评路数，也形成了他的开放型的批评方式。
古代文学研究往往给人以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的远离现实之感。而任孚先走上文学研究和批评之路的初步收获，却正是对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的研究。不能不说任孚先研究《聊斋志异》首先是出于他对这部小说的浓厚兴趣。这种基于阅读兴趣的研究，是立足于现实，试图从古典名著中发现、发掘出对于当代文学和文学的建设具有价值的内容。这种发掘工作是艰苦的，但却弥漫着任孚先对《聊斋志异》的浓厚兴趣和感情投入的创造性理念。
于是，在任孚先的《聊斋志异艺术论》中，就主要是体现着现实意义的人性美、人情美、意境美以及人物、艺术结构、语言、心理描写、细节、民俗、典型环境的创造等艺术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任孚先《聊斋志异》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个研究框架虽不是那么恢宏伟岸，却是一个扎扎实实、认真可取的框架。这显示了任孚先所受五六十年代教育并形成的文学观念，显示了他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和基本研究思路，也显示了《聊斋志异》研究中的新思路、新视野。任孚先以自己扎实的功底，对《聊斋志异》进行了现代解读。《〈聊斋志异〉的人性美、人情美》，从对作品的重新阐释中，试图寻找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良部分，尤其注意发现蕴含在民间文化中的人性与人情两种美。他从爱情、人伦道德和家庭亲属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蒲松龄作为“中华民族人民群众人性美、人情美的热情歌颂者”的文化贡献，从而提出了在民族文化建设中的人性与人情美的问题，也提出了当代作家如何去表现人性美、人情美，使自己“成为自己民族和人民的人性美、人情美的雕塑者和歌颂者”。
立足于当代文化建设的研究方式，也体现在他的《聊斋志异评析》、《白话插图山海经》以及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诗歌百首赏析》、《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等学术著作中。应当看到，任孚先从古典跨越到现代，除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高度热情外，还在于他的知识结构的全面、丰富和多层次性。《现代诗歌百首赏析》中对现代诗歌的细读鉴赏、《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对区域文学史的宏观把握以及诗的研究，都对现实生活和新时期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意义。
最能代表任孚先学术水平和批评风格的，还是他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任孚先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不仅是他的工作条件和职务所决定的，更主要的是他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变革的历程，似乎都留下了他的批评足迹，尤其是山东文学，不少文学新人和有成就的作家，都曾受惠于他的批评指点。他的《片羽集》、《任孚先文艺论集》在使人感到厚重坚实的同时，也产生对这位批评家的钦佩。
对山东作家的批评研究，是任孚先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主要成就之一。他与王光东合著的《山东新时期小说论稿》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对山东省作家的批评，倾注了他的热情，也显示了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感和爱护之心。尤其是那些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他们的成长与任孚先的悉心指导及文学批评是分不开的。
任孚先的山东文学批评，主要是将山东作家作品“放在中国及山东的文化背景中，在当代中国和山东文坛小说创作现状的比较中，找出他们各自的位置和特点，力求历史地、准确地进行描述和评价”。这既是对山东作家的定位，也体现着任孚先文学批评的开放性眼光。或者说，他不是单一地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一味地为作家说好，而是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文学创作的格局中，分析研究山东作家的创作优势及不可避免的局限，从而为山东作家打开艺术思维的门路。如对知侠的评论，就是将知侠的作品放在中-事文学创作中考察;对李存葆的评论也是在军事文学领域展开的;对王润滋则是放在农村题材的格局中考察其历史与道德的关系。任孚先认为，山东作家有自己的创作优势，这就是他们有齐鲁文化的雄厚背景。以这种文化为基础的山东创作，总是给人以厚重的感觉。“山东作家有着一种在深层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凝聚的沉重灵魂，一种对大地和人民深情依恋的赤子之心。”这种概括是准确有力的，把握了山东作家创作的重要特征。
任孚先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涉及了比较广泛的领域，体现了任孚先文学批评构架的博大、宽广的特征。他的主要批评是在小说方面，但也较多地涉足散文、诗歌、戏剧，对每一种文体的独特性、作家的创作成就，都力图全面而深入地进行艺术剖析。《门前老将识风云——谈许评的散文》、《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谈话剧〈丰收之后〉》等，都是他在小说批评之外的批评拓展。在民间文学、影视文学以及文学期刊的研究方面，也都留下了任孚先的批评身影。
任孚先作为一个学者和文学评论家，除撰写了大量文学理论和评论文章及专著之外，还非常注重文学研究的资料建设，参与主编了《齐鲁文化大辞典》、《中外文学批评家辞典》等资料性著作，为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扎实而有价值的资料，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在资料建设方面，任孚先注重开拓性，他所主编的资料性著作，都是填补空白、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譬如他与车吉心、梁自洁主编的《齐鲁文化大辞典》，就把丰富的资料与理论的发现、资料的准确性与实用性统一起来，以其宏阔的包容性，把齐鲁文化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料建设是非常辛苦、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但却是难以引起”轰动”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本身就表明他的“学人”品格是值得敬重的。
任孚先以编著之余的大量时间，投入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创办和主编了山东唯一的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评论家》(现改名为《文学世界》)。《文学评论家》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刊物，它以理论性、当代性、探索性并重的特点，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理论、评论文章，为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文学评论家》都以其敏锐的眼光，刊发了多篇重要文章，参与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任孚先作为主编，为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文学评论家》的成绩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任孚先与家乡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关心着家乡文学事业的发展。平时不管工作有多忙，只要是家乡的文学青年找了去，总是有求必应，悉心指导。他亲自为王志文的《乡情》、高鲁的《汶水西去也风流》作序，为陈文中的《莱陈文萃》散文集题词。1998年莱芜市举办“全国首届吴伯箫散文大奖赛”，他亲临现场作评委。2002年莱芜市成立作家协会，8月8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有接待任务，便托人捎来题词，为大会祝贺……可以说，莱芜文学事业的发展，也浸透了任孚先同志的心血。
任孚先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四十余年来，始终笔耕不辍，辛勤耕耘，其著述和思想已融人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山东文学研究值得重视的一部分。我们祝愿他宝刀不老，继续为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下一名人：李祥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