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先
赵进先虽生长在富裕之家，备受父母兄弟宠爱，但他没有半点娇气，从幼年时就养成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四五岁时，就知道帮助母亲养鸡、喂猪、拔草、拾粪；稍大一点后，就跟哥哥们下地干活，或到作坊里学习磨油、磨粉和酿酒。
1922年，赵进先到县城上高小，一年后考入驻马店私立豫南英文专修学校学习。课堂上所学的“爱国”、“爱群”“立志”、“自强”等教育内容，加上轰轰烈烈地五四运动的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一种纯朴的爱国思想，经常和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开展反对“教友会”的活动，自发地阻止宗教迷信在学校流传。
1924年暑假的一天，赵进先刚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里，全村突然被“建国混成旅”李振亚部的一连人包围，挨家挨户抢劫。匪兵不仅将他家洗掠一空，走时又将赵进先绑票到正阳。他们用压杠子、抽皮鞭等酷刑，硬逼赵进先招认自己是“土匪”，以达00这目的。然而，刚刚16岁的赵进先宁死不屈。后来，通过一个本家族嫂(其哥是该军司令)出面说情，才被释放回家。但家遭此难，已无力供他继续念书，只好辍学。赵进先是个血性男儿，决心投笔从戎以报家仇，以雪此恨。
1925年1月，赵进先经老师介绍，到北京南苑参加了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一师拳术队，刻苦钻研军事技术，并且立下宏愿：“将来当了督军，一定杀绝坏人。”
1926年9月，北伐军进抵武汉时，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联合国民军第二、三军，组成国民军总司令部，出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响应北伐。9月18日，冯玉祥又在五原誓师；同时，邀请共产党员刘伯坚出任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此后，赵进先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
1926年冬，赵进先被送到陕西西安国民革命军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由于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经常到该校上课，使他有机会接触真理，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不仅知道了世界上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苏联，而且懂得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铲除万恶的军阀和土豪劣绅，人民才能永远不受欺压道理。
1927年初，赵进先结束了三个月的学习后，回到原部队见习。同年6月，调到洛阳军事政治学校学习。9月，学校迁到郑州，后又迁到开封。1928年2月，学校招收了一批新学员。赵进先任新学员班长，与副班长张公干是莫逆之交。张公干当时是一个倾向革命的青年，经常研读马列主义书籍和革命刊物。在张公干的帮助下，赵进先知道蒋介石已叛变革命，冯玉祥退出了革命阵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民众于水火”。
1929年，洛阳军事政治学校迁到西安，改编为教导师。这时，张公干、赵进先、王超、张祖渠、杜一民等人秘密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研究共产主义。通过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赵进先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飞跃，不仅在个人的志向上，而且在国家、民族的出路等重大问题上，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看到了光明的革命前途。同年，教导师又改为军官学校，迁至河南开封。
1930年1月，爆发了蒋、冯、阎新军阀中原大战，赵进先所在的军官学校又从开封迁到山西汾阳。2月，赵进先和张公干分别提升为一中队分队长和四中队分队长。这时，汾阳军校已有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培养了许多干部，其内部刊物《北方红旗》在学生中广泛流传张文舟、朱军、张公干等许多学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2月，经张公干介绍，赵进先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日寇得寸进尺，继攻占山海关后，又以10万之众攻陷热河，直逼承德。共产党员吉鸿昌(原冯玉祥部下军长)四处奔走，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1933年春，吉鸿昌亲自到张家口，要求冯玉祥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欣然同意，并将其旧部改编为抗日同盟军，再次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同年4月，冯玉祥又令汾阳军校开赴张家口，编为抗日同盟军一军二师。此时，赵进先任该校七中队长，留守汾阳。汾阳军校党组织负责人赵梅生(赵庄平)代表组织通知他，让他争取手枪团，一同开赴张家口。赵进先接受任务后，一面耐心细致地做手枪团团长李正兴的争取教育工作；一面发动本队学员和该团一些倾向革命的战士找团长-，要求北上抗日。李正兴执意不肯北上。赵进先遂把本队学员和部分手枪团战士拉到张家口，编为二师一团二营。他先任二营营长，后任副团长。
在冯玉祥、吉鸿昌的指挥下，抗日同盟军官兵浴血奋战，克宝昌、复沽源、夺多伦，捷报频传。仅多伦一仗就歼灭日军千余名，擒数百人。半个多月，抗日同盟军迅速扩大到数万人。
正当抗日同盟军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蒋汪集团暗中勾结日本侵略者，投降-，调遣几十万大军围困、镇压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辞职隐居泰山。吉鸿昌和方振武也-先后离开同盟军。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赵进先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先在张北保安团二营任副营长。1934年3月，赵进先带三支手枪，千里迢迢，独自回到阔别九年的家乡。他来不及拂去征尘，便走家串户，开始筹建“积蓄互助会”。
赵进先利用互助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松散的农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与反动统治者做斗争。他还在会员大会上讲述抗日同盟军英勇杀敌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大肆-同胞的滔天罪行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真内战、假抗日的-，激起了会员群众的爱国抗日热情。
为了扫清互助会活动的障碍，赵进先根据深入社会调查掌握的情况，带领会员中的骨干分子赵国璜、赵国修等人，挎上从部队秘密带回的三支短枪，袭击了设在普会寺街上的确山县三区区公所，狠狠教训了那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党徒恶棍，为老百姓出了口怨气。同时，震慑了周围的恶霸豪绅，提高了互助会的威信。
赵进先还利用送侄儿、侄女到县城读书的机会广交朋友，以老同学、老教师的关系在县师范、县中学的知识分子中间做抗日宣传工作，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黑暗的统治，扩大互助会的影响，取得了全社会的支持。短短一年，互助会会员发展到1700多人，轰动了整个确山县。然而，赵进先的革命之举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935年5月，国民党驻马店市党部悍然逮捕了赵进先，以“有-嫌疑”和“组织互助会”为由，严加审问，要他“自新”。赵进先据理力争，义正词严地反驳：“你们政府不救济苦难的老百姓，难道还不让我们自己组织起来自救吗?”当局被问得瞠目结舌，束手无策。他们抓不住赵进先的任何把柄，关押两个月之后，由驻马店中学校长朱乐亭出面保释。赵进先虽然出狱了，但这场轰轰烈烈的互助会斗争却偃旗息鼓了。
赵进先从互助会的失败中悟出了一条真理：穷人要想闹革命，就必须靠党组织，牢牢抓住枪杆子。于是，他满怀热情，四外奔波，终于在北平找到了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赵梅生，取得了组织联系。赵梅生让他利用冯玉祥旧部的关系，再次打入国民党军队，做兵运工作。
1935年9月，赵进先到泰山找到冯玉祥。经冯玉祥介绍，到张家口保安司令部任骑兵队长。这时，日军大批入关，威胁平津。中华民族处于-灭种的生死关头，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在为祖国的命运焦虑。赵进先深感共产党员在民族危难时刻，更应该挺身而出，肩负重任。他利用该队战士多是刚从北平、保定等地招来的青年学生，富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特点，循循善诱地给他们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他们爱国爱民族的热情。赵梅生也经常派人向赵进先传达指示，了解兵运工作。通过宣传，战士们的民族精神进一步提高，有的班已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同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为了更有力地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赵进先准备利用野外出操的机会，举行武装起义，迎接北上的抗日先锋军，但在拟定行军路线时，不慎走漏了消息。赵进先又一次被抓，打40军棍，押送出张家口。
赵进先脱险后，又找到了在冯玉祥副官处工作的张公干。张公干以冯玉祥的名义把赵进先介绍到南京工兵学校短期军官训练班学习，继续做兵运工作。1937年6月，赵进先在该校毕业后，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到国民党第三十二师当了军械主任。不久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接着，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抗战，赵进先随第三十二师开赴上海参加抗日，并积极为前线输送军械弹药。但因国民党将领们指挥无能，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目睹此情，赵进先在与组织联系不上的情况下，毅然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再次辗转回到家乡，决心组织一支游击队，抗击日寇，收复河山。
1938年2月，赵进先一回到家乡，就听说竹沟镇有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人叫王国华。看到确山县城以南方圆20里内就有阎(玉堂)、韩(玉和)等数股“杆子”队伍，他认为，这些铤而走险的农民绝大部分是生活所迫，为逃壮丁或报复官府豪绅而拉杆的，如果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否则，就可能成为危害革命的反动武装。况且这些队伍的上层人物中，不少是他以前的亲朋好友，有些成员还是“互助会”的骨干。面对这些情况，赵进先决定到竹沟找中共党组织联系，依靠党的领导，收编这些“杆子”队伍，建立人民抗日武装。赵进先在乡亲们的指点下，徒步跋涉近百里到竹沟镇，找到中共竹沟工委书记张旺午。张旺午听罢赵进先的打算，非常高兴，指示他：“先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只要组织起民众就有办法。”“你先按计划开展活动，等研究确定了人选之后，立即派去协助你。”张旺午的谈话更加坚定了赵进先组织群众抗日武装的信心和决心。
赵进先离开竹沟后，便多次到各“杆子”队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明日寇正在大举进攻中国领土，要是不联合起来抗日保家，就会当-奴。并向他们指出，乱烧乱抢是不对的，要分清好人、坏人，打富济贫。赵进先每到一处都晓以大义，陈明利害，指明出路，坦诚相见。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终于把阎玉堂带领的农民武装改编为抗日自卫队；同时，分化瓦解了韩、高、潘部，许多“杆子”弃暗投明，参加抗日。
为团结抗战，一致对外，赵进先又及时组织起“自卫会”，使广大民众联合起来保卫家乡。为便于掩护，“自卫会”的会长由当地知名的绅士担任，赵进先掌握军事实权。短短几个月，“联庄社”、“自卫会”等数百个农民抗日自卫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参加群众达2万多人。之后，又组织成立了“确山县抗日保乡会”，赵进先亲任会长，会员很快发展到1500余人。
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使赵进先的声望在广大群众和开明绅士中大大提高。1938年4月，赵进先经组织安排又取得了第一战区-指导员的职务，并留原地组织群众。这一职务给予他开展群众运动很大帮助。在中共豫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赵进先同党从武汉派来确山工作的陶扬、李华素等，以-指导员的身份，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许多青年、学生积极要求参加抗日，为了顺应形势的发展，193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研究决定，在确山县开办“干部训练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员。赵进先接受这一任务后，几经谋划，利用-指导员的合法地位，与王景瑞、陶扬、李华素等公开在黄山坡铁路林场附近的一个碉堡楼上，筹备举办了“抗日保乡会干部训练班”，干训班共招收50多名学员，大部分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
此间，中共豫南特委已派方德鑫、王盛荣等前往确山工作，指定王景瑞负责干训班的党务，赵进先、王盛荣负责讲游击战术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训练班开学后，豫南特委组织部副部长危拱之亲自前往指导工作，组织改选了确山县委，王景瑞任书记，赵进先任军事部长兼-部长。新县委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深入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干训班于8月底结业，从中发展中共党员30余人，大多数学员成为确山革命的中坚力量。
赵进先还与国民党汝南八区党部专员余心清打通联系，经协商，成立了“中国抗日同盟会豫南干事会确山分会”，并任分会会长，赵进先在抗日同盟会的旗帜下，广泛结友，大力发展同盟会会员，不断扩大同盟会的影响。同时，赵进先又以会长和-指导员的名义，领导确山人民开展驱逐顽固派县长方廷汉、打倒劣绅徐大头的斗争。赵进先亲自到武昌向冯玉祥反映，当面历数了徐大头的种种罪恶及方廷汉纵容、包庇徐大头的劣迹。冯玉祥听后，感到问题严重，决定派人到确山调查。回到确山后，赵进先马上研究决策，发动群众到确山县衙门前-告状。正告当局，徐大头不正法，不能平民愤。冯玉祥派来的调查员见状，令县政府把徐大头逮捕，判了12年徒刑。告倒徐大头之后，赵进先又继续发动群众驱逐县长方廷汉，抓着方廷汉指使特务毒杀刘店农民领袖、共产党员张立山，反对抗日救亡运动等罪证，动员新安店、狮子桥等地5000多名群众，浩浩荡荡地来到国民党县政府门前-、抗粮、抗税、抗壮丁。方廷汉见衙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又在调查员面前理屈词穷，只好悄悄打起行李，灰溜溜地逃走了。不久，方廷汉被国民党省政府正式撤职。驱方反徐斗争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志，而且进一步提高了赵进先的声望。
1938年10月，日军从安徽省六安西进，经过河南潢川，攻占了豫南重镇信阳，确山受到严重威胁。为了阻止日军北上，党组织派赵进先利用个人关系，取得驻马店国民党第六十八军的支持，与王景瑞、李景让、李大州、牛得胜、王治国、李青云、段文彩等一起，率领县南广大农民进行了有名的破路斗争。短短几天内，拆掉了平汉线明港至确山长455公里的铁路，把拆下的枕木都分给了破路群众。参加破路斗争的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同心协力，迅速勇猛，获得了重大战果。
1938年秋，方廷汉被革职之后，确山县长换上了邵世祯。邵世祯一上任就了解到赵进先是个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10月，邵世祯邀请国民党汝南八区党务专员刘景健到确山磋商政事，刘因受余心清委托，提出让赵进先协助邵世祯，邵世祯一口答应。于是，刘景健就邀赵进先进城。赵进先来到县城，刘景健与赵进先等互相介绍认识后，说：“余心清先生说你工作很好，很有声望，要我们请你来，为共同抗战而奋斗。”同时，又问赵进先愿做什么工作?赵进先没有当面答复，只说：“考虑一下再回答。”离开国民党县政府后，赵进先马上向中共确山县委和豫南特委作了汇报。经过中共豫南特委和河南省委研究，指示赵进先：“尽力争取警察局长的位置。”这样，赵进先应邵世祯之邀，任国民党确山县警察局长。
赵进先进入警察局任职后，抓住一切机会向警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救国道理。在将近一年内，就在警察局争取了大多数，培养了骨干分子，发展了韩国柱、朱福生、朱心宽、宋国鼎等为中共党员。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下，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日寇，沦为汉奸。亲美派的蒋介石集团则继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的政策，并且秘密印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份国民党的绝密文件送达确山县政府后，县长邵世祯当晚便拿给赵进先看，希望警察局配合行动，并限定次日中午交回文件。赵进先看完文件感到事关重大，于当夜找到确山县委书记王景瑞，二人研究决定，由王景瑞连夜带上此件奔向竹沟，亲手交给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看。次日中午，王景瑞将文件带回县城，由赵进先按时还给了邵世祯，未露半点蛛丝马迹。
在赵进先等秘密保护下，确山县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展，到1939年春，全县建立四个区委，一个中心区委和三个分区委，中共党员也由原来的百余人发展到500余人。
1939年7月初，赵进先向县政府递交了“因病呈请辞职”的报告，很快得到县政府的批准。此时，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已做出紧急指示：“进行紧急战争动员和发动大规模游击战”，“以建立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为中心任务”。确山县委接到这一指示后，动员了200余人的抗日武装。刚回到家中三天的赵进先，接到县委通知后，马上回到警察局拉出100多人枪。随后与王景瑞、王遵义等一起，在大赵庄集合了近500人、300余支枪的抗日队伍。同时，赵进先又通过-关系，从国民党军六十八军一四五师师长李曾中那里搞到200多支枪、一些弹药和一份五万分之一的豫鄂边区-。经豫鄂边区党委批准，在确山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正式成立了确山县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赵进先任大队长，王景瑞任政治委员，王遵义任参谋长。
8月8日夜晚，确山县抗日游击大队举行誓师大会，并连夜奔赴淮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9日，这支队伍开到武胜关，与萧远久率领的部队汇合，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团。
10月，为适应战局需要，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团与第二团合并为第三团，以四望山为根据地，转战到京汉线两侧。赵进先率部参加了信阳井、长台关、胡祖店、杨柳河等多次战斗中，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立下了战功。特别是夜袭杨柳河伪军据点的战斗，由于部队头一次夜战，没有经验，加上日军火力强大，部队几次冲锋，都没有攻破。赵进先足智多谋，出其不意，趁着黑夜，悄悄地运动到据点下面，一连投了几十枚手榴弹，炸开一条血路，率部冲了进去，歼灭了据点守敌。
1940年2月，赵进先去中央党校学习。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分配到中央党校第四十三班。他暗暗下定决心，努力深造，为中国革命事业掌握更多的政治、军事理论。
1941年5月，赵进先以优异成绩从中共中央党校毕业，到-一局三科当科长；后任副处长，主管研究敌军和军事训练。由于赵进先有较好的政治、军事素质，又懂得工程兵技术，为发挥他的特长，组织上又调他到军事学院任参谋工作队队长。1942年底，参工队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的营、团干部学员又组织上干队，赵进先又改任上干队队长，同时兼任联防司令部工程兵主任；后又调任抗大三分校工兵大队长。此时，他曾多次受到校长郭化若的表扬。
1943年7月，康生在延安制造了一个“抢救运动”，把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大批好干部诬陷为特务、叛徒、托派，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赵进先也在这次运动中受尽了磨难。他们以河南地下党是“假党”，是“红旗党”，“警察局长是国民党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四次抓住赵进先进行批斗，硬逼他交待所谓的特务关系。赵进先虽身处逆境，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后来，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进行了甄别、平反。
1945年，赵进先彻底平反后调到炮兵学校任工兵主任；后又调延安工兵学校任大队政委、校务主任等职。
1946年4月，学校由通化迁到临江后，没有招收学员，主要任务是帮助地方政府发展生产。赵进先因做过兵运和财务管理工作，组织上分配他协助地方政府搞税收工作。
有一次，学校一位干部想趁赵进先监督收税的机会，弄点钱发展个体生产，便找他商量说：“咱们自己也搞一些生产，解决一下组织不能解决的困难，你看可以吗?”
赵进先立即回绝说：“不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虽然眼下的生活困难一些，咱们不能去为自己打算。”
全国解放后，赵进先虽然远离家乡，但他时时刻刻记挂着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家乡人民的生活，不仅经常写信询问，而且用他多年的积蓄，先寄回300元支援乡亲修水井；后又买架电唱机寄赠任店公社办广播，活跃家乡人民的文化生活，聊表他的赤子之心。
赵进先先后担任过中南军区工兵司令部参谋长、中南军区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工兵系主任、昆明军区工程兵副主任等职。在任何岗位上，他都能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1960年9月22日，赵进先因公出差，牺牲在云南省永平县。
下一名人：张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