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英
逃荒卖唱的小姑娘
蒋桂英1935年出生于湖北天门马湾镇蒋湖村。“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每年夏天发大水，出外逃荒的人成群结队。父亲蒋方洲肩头的箩筐一头挑着年仅半岁的蒋桂英，一头挑着锅碗瓢盆，带领全家沿铁路往南方乞讨。父母会点民间工艺，用竹子和纸做些小玩意，合起来像扇子，打开像朵花，插在稻草棒上，招惹好奇的小孩子们。哥哥蒋再兴用糖糊画出各种图案出售补贴家用，而大蒋桂英8岁的姐姐蒋再英则跟着湖南难民曹师傅学卖唱，担起全家生活的重任。五六岁时的蒋桂英大年初一出去讨饭时，从田埂上摔到水里，被救起后高烧不退，无钱买药，母亲蒋刘氏就把牛粪煮成水哄她喝。不知是不是牛粪汤起了作用，蒋桂英的烧真的退了。后来又打过摆子，得过肺病，均不治而愈。她的生命像草根一样顽强。
1944年乞讨到湖南芷江，逃荒途中生下的弟弟死于瘟疫，蒋再英得了天花，临终嘱托妹妹接下肩上的重任。于是，8岁的蒋桂英顶替姐姐打三棒鼓，唱小曲乞讨。蒋桂英聪明伶俐，受姐姐熏陶，曲词记得快，像“十二月花”、“秋香”、“陈世美不认前妻”等等。长长的唱段唱得顺顺溜溜，让家人外人无不惊奇。
乞讨到贵州，父亲死于烂疮。进入昆明不到一年，全国解放。卖唱被禁，14岁的蒋桂英进入文艺社，第一次站在台上展示歌喉，第一次有了“演员”的喜悦和自豪。
1950年底，尽管文艺社的叶连长不愿失去一根台柱子百般挽留，思乡心切的蒋桂英还是随母亲哥嫂及小侄儿乘敞篷车回到天门老家。全家出门逃荒的8口人，有5人死于异乡。
把湖北民歌唱到全国
蒋桂英回乡后进了小学读二年级。她不会种田，栽秧常被人“困笼”，遇上“牛蚂蟥”就心惊肉跳。她特别怀念文艺社简陋的舞台，常常暗自叹息农村埋没了一副好嗓子。她向往到城市去，圆她的唱歌梦。
1953年4月，蒋桂英终于盼来了幸运之神。湖北省民间音乐舞蹈曲艺会演前夕，中央民间音乐调查团的静仪、省里的彭南在区文化干事孙其康的引领下，来到蒋桂英家里，问了情况，听了试唱，三人一致同意她参加会演。
蒋桂英由区唱到县，再唱到省里。领导、专家一致认为她年轻，“本钱好”，有发展前途，决定留下她。那时家里很穷，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子，家人想方设法凑了2万块（现2元），找分得地主浮财的村人买了一床旧线毯，上穿大襟红衣，下穿蓝裤，拎着仅装一件换洗衣服的小木箱，走进位于胜利饭店附近的中南人民广播电台，成为正在筹备的中南广播乐团的储备歌手，与音乐陈一苹和贺之圭两位大姐同居一室。蒋桂英被送到业余干部学校学习初中文化。她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遇上早晨6时到8时的课，就5时起床，由宿舍走到江汉路去上课。她学习十分勤奋刻苦。8时下课后，又赶回电台配合陈一苹、贺之圭整理她的唱段。她俩常抽空教她乐理。偶尔演出唱唱革命歌曲《王大妈爱和平》、《桂花开放幸福来》等等。那时到处演出没有专车接送，公共汽车就几条线路，完全靠步行，常常深更半夜才走回宿舍。
1954年，湖北省戏曲会演，蒋桂英“客串”演唱《放风筝》，颇受领导赞赏，被借到武汉市工人文化服务队，唱遍武汉的建筑工地。她脑子里的曲子多，“旧瓶装新酒”，看到什么唱什么。这正是武汉人民抗击特大洪水的一年，蒋桂英在张公堤上参加挑土筑堤，一声吆喝：“休息一会，我给大家唱歌。”圈子一围就唱起来。一天要唱十几场，名气在防汛大军里传开了，都知道有个小姑娘的歌唱得好听，收工时，常有人拦着她不唱不让走。她说嗓子哑了，大伙说哑了我们也爱听。蒋桂英怀着翻身感、光荣感拼命唱，结果把嗓子唱哑了。
1955年被电台领导接回，因广播乐团成立不起来，蒋桂英被调到硚口工人文化宫辅导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她渴望继续深造，龚馆长是搞音乐的，十分支持。幸运之神再次降临，1956年中南音专（现武汉音乐学院）向工农子弟开门，接受了仅有初中文化的蒋桂英报考。别的考生也有嗓子好的，却比不上会唱很多民歌的蒋桂英有特色。负责招生的林路、杨匡民等决定将蒋桂英作特殊人才招进，当研究生，边学习，边研究。童年的不幸经历给蒋桂英带来了幸运。
进入音乐殿堂后，蒋桂英师从徐厚雄学钢琴，跟叶素学声乐，听廖宝生和张玉梅的和声乐理课，接受正规化系统训练。同时去外地采风，博取众家之长，使她的艺术实践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她纯朴、甜美、清纯的风格和叙事性特色的演唱，显示出继承传统文化标新立异的特殊价值。
1958年，蒋桂英与陈登州（曲艺）、付凤兰（小曲）一同进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曲艺会演。蒋桂英的民歌进入怀仁堂汇报演出，虽然服装不漂亮，化妆缺乏技巧，但她演唱的《回娘家》、《火烧粑》具有浓郁的湖北民歌特色,清悦甜润的嗓音让京城观众耳目一新。她像一朵灿烂的礼花开放在北京的上空。周总理接见时听说她是研究生,吃了一惊，鼓励说：“不错，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1960年夏，毛主席在武汉听她演唱《幸福歌》后说：“你唱的湖北民歌《幸福歌》很好听，很像湖南的花鼓调咧。”
怀仁堂一鸣惊人后，蒋桂英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出席了全国文教卫群英会，出席了党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被誉为“人民的歌手”。
迈进艺术家行列
文革中，蒋桂英被打成“三名三高”人物遭批斗，把她整理的曲谱和几件布拉吉抄去办了个“贫农的女儿现在的蒋桂英”展览，说她“修了”。让她最痛心的是，唱八仙过海之一的《韩湘子》和《反照花台》两首优美的曲谱散失，无法流传下来。她还差一点遭受灭顶之灾。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主席与-来武汉住在东湖梨园，蒋桂英随几位演员去陪舞。因见到-的一身穿着十分反感，心直口快的她跟本团同去的鲍某和另一位同事说：“我对-印象不好。”文革中，那同事顶不住“大揭发”的风向，要蒋桂英赶紧“主动”交代说过的那句话。蒋桂英找到军代表家里，军代表说：“谁对谁都会有个印象，这算啥事？交代什么？人家揭发，你就说没说嘛！”没有军代表和鲍某的保护，蒋桂英必成“文革”牺牲品。
1976年拨乱反正，蒋桂英当上了“省歌”的副团长，4年后升任为团长。1983年，在文艺界改革的声浪中，市说唱团解散，“省歌”四分五裂，也面临解散的威胁。蒋桂英和班子成员有胆有识，决定把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罕世文物编钟搬上舞台。文化厅仅仅给了五万元经费，并在合同中规定，做成了钱不用还，做不好扣承包负责人的工资。而此时的蒋桂英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她和爱人，除去每月给婆婆必寄的15元生活费，剩下的要对付五口人（两个孩子一个保姆）的生活，连买一棵白菜也要犹豫。为了“省歌”能生存下去，蒋桂英和同仁勇敢地承担了风险。
当年5月，集楚声、楚韵、楚风、湖北民歌、小曲、曲艺综合艺术之大成的《编钟乐舞》，在湖北剧场首次亮相，艳惊四座。为寻求推向全国的机会，请来北京4位专家审查节目，专家大为震撼，积极疏通渠道，使《编钟乐舞》获得进京献礼演出的机会。名不见经传的《编钟乐舞》一炮走红，声震京城，一连演出20多场，几年内在国内外共演出500多场，创造了歌舞剧的奇迹，也挽救了“省歌”。蒋桂英由此从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歌演唱家迈进成熟艺术家行列。实现了这一辉煌后，1990年，蒋桂英从团长位子上退下来。
蒋桂英当年会唱近百首民歌、小曲、小调,文革“破四旧”让她收集的许多优美民间曲谱遗失,如今手上仅存二三十首新老民歌资料。这是她最感惋惜的事。已年过七十的蒋桂英，身体状况较差，却仍然活跃在歌唱领域。她是武汉音乐学院外聘教授，并被称为“评委专业户”。许多学声乐的学生找上门学艺，蒋桂英热心收徒。她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能在新人身上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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