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肇年
1908年任安陆府中学堂学监兼教员，结识同盟会员，接受革命思想。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加入同盟会，任起义门第一警察署书记。1912年8月加入中国国民党。次年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司科长、秘书。1926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库藏局科长、代局长，后任财政部驻汉分库主任。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40年任湖北临时议会议员、议长。
新中国成立后，沈肇年历任中南地区及湖北省财经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第一主任委员、省文史馆馆长、民革湖北省委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1973年逝世，享年94岁。
文史研究馆是建国初在毛主席倡议、周总理亲自关怀指导下筹建的,是一个具有-性、荣誉性的机构、聚才敬士之所。馆员大都是博学多才的文史耆宿。各馆首任馆长更是出类拔萃,名闻遐迩。本刊从2007年首期起,在“翰林风采”专栏中,特邀各地文史馆的同仁撰文介绍本省市首任馆长,让读者领略各馆“首任馆长”之风采,感悟一代名士之人生。
沈肇年先生原名兆莲,字碧舫,别号甓公。清光绪五年(1879)二月生于湖北省天门东乡。世业农。少精敏,使学,博闻强记,为文劲健,工于古文字研究。清季,肇年先生关心民瘼国运,接受并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从20世纪初年起,他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努力奋斗;30、40年代,他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奔走呼号;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仍然满怀热情为推进湖北的社会主义建设不遗余力。
一、 从前清诸生到武昌首义先贤
肇年先生6岁依其祖发蒙,读“四书五经”、时文试帖,学做诗文。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21岁时,应湖北学政王同愈主持的岁试,补为安陆府学附生,入天门县明达学堂就读,后转入襄阳道中学堂肄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就任安陆府中学堂学监后,结识中国同盟会会员白逾桓、曾巾江等人,从此得以阅读到由他们秘密寄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的刊物《太平天国战史》、《湖北学生界》以及《二十世纪之支那》等。肇年先生和他的同志们,在接受这些革命思想的同时,也积极宣传并急切地盼望革命风暴迅速来临。
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史称武昌首义。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攻占了湖广总督署,赶走了清政府的总督瑞澂,占领了武昌城。安陆县距离武昌仅百里之遥,革命党人攻占武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那里。肇年先生闻讯十分兴奋,便只身赶赴武昌投奔革命。
当时,举行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为加强对革命的领导,在鄂军都督府内设立谋略处。肇年先生来到武昌后,径往谋略处要求参加革命工作。该处负责人李作栋、熊濂被肇年先生的革命热情所感动,随即介绍他加入同盟会,还派遣他到新组建的武昌起义门第一警署担任书记员,让他迅速投入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中去。这样,肇年先生便顺利地实现了成为首义战士的心愿。① 第二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肇年先生追随孙先生,矢志革命,从而成为第一批中国国民党党员。
二、 一生清廉的理财圣手
肇年先生善于理财,1913年夏,始为湖北都督府财政司录事,此后,数十年间,长期在湖北省财政、金融界任职。1921年,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司制用科科长,主管分配和签发全省各机关、学校的经费。从这时起,肇年先生有幸结识了革命前辈董必武,并竭力为他在武昌创办的共进中学(即后来的武汉中学)提供办学经费,以培养革命人才。
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北伐,攻占武昌后,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来武汉,并成立财政部,肇年先生被任命为财政部库藏局代理局长。当时,长江下游战火弥漫,军阀孙传芳等盘踞东南,致使武汉粮荒、煤荒不断。特别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东南各省上缴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停付,武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窘迫。为应对财政危机,武汉政府迅速组建战时经济委员会,将武汉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如采取集中现金、购运粮食、救济失业等措施,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困难,而身处经济旋涡中心的财政部,尤其是肇年先生等人,他们千方百计筹集经费,为推动北伐和稳定武汉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3年,南京政府在武汉设立由C C系势力控制的豫鄂赣皖四省农民银行,发行农民流通券,总额为2300万元。肇年先生时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兼任湖北省银行监理委员,次年,又兼任四省农民银行湖北省行分库主任,办理发行兑换券事宜。其时,蒋介石发动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但他仍不甘心,阴谋组织规模更大的第五次-围剿。他在庐山派人传话给肇年先生,要从湖北四省农民银行中提出200万元作为军费,送往福建、江西应用。肇年先生断然抗命,严辞拒绝道:“我管的是湖北人民的钱,要对湖北几千万人负责,不按规定先付保证金便要提取发行券,那不行!如昧心用来-百姓,我有何面目对三楚父老?”② 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切齿诋言:“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坚持要撤肇年先生的职。肇年先生随即宣布辞职,拂袖而去,杜门谢客,以翰墨为生。
嗣后,因“清剿”无已,民不聊生,湖北省财政亏空到连公务人员的薪金也无钱发放,一时怨声载道。当时正值夏斗寅、张群先后主政湖北,他们无奈求助于武汉各大工厂、商号、社会财团,但各方均表示,非信誉卓著如沈肇年者出主财政,不便合作。夏、张因而再次礼聘肇年先生出任湖北银行监理和董事,又推为豫鄂赣皖四省农民银行暨湖北省银行分库主任,还聘他为湖北省捐税监理委员会委员。
肇年先生一生清廉,他掌财有道,理财有方,收付有据,一尘不染,人称理财圣手,在湖北工商、金融界卓著人望。有民谣称:“老沈不同赵公明,没有老虎当坐骑,一手固然托元宝,一手拿的是毛笔。”解放后,1953年2月,“五反”运动开展期间,时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同志,有次在省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说:“沈肇年先生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多年财政厅长,主管财政几十年,却查不出一点贪私舞弊的事实,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向他学习呢?”③ 这话是对肇年先生高风亮节人格最好的肯定。
三、 为湖北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
1938年8月,日寇侵逼武汉,肇年先生时为湖北省银行董事随行移驻恩施。次年,兼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员。他鉴于当时难民剧增,哀鸿遍野,于是倡导政府应尽力扶持农耕、发展农业,以维护国本,却不为国民党当局采纳。
肇年先生次子沈瑾芳系国民政府交通部工程师,抗战开始,被派驻四川乐山,任乐(山)西(康)公路办事处主任。1939年7月的一天,他正指挥抢修公路,遇日寇飞机来袭,他和妻儿共四人均死于其狂轰滥炸之下。先生闻讯,痛不欲生,但他以国事为重,照常上班,用实际行动为抗日救亡出力。
1942年,湖南、湖北省再度爆发由来已久的天祜垸纠纷案。原来,湖南省豪绅在洞庭湖区的津市、南县一带抢筑天祜垸。但是,此地为蓄洪区域,若加以壅蔽,促使湖水北徙,导致长江泛滥,湖北省沿江十余县势必陆沉。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曾在1937年明令湖南禁止挽筑。不料几年后,湖北方面得知湖南又打算复工修筑天祜垸。于是,湖北各界人士推举石瑛和肇年先生等急发函电,呼吁刨毀天祜垸。张难先、李书城和肇年先生三人还急赴重庆向国民政府-,受到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的赞许和声援。可是结果,他们只得到“暂维现状,不得复修”的一句空话。至此,肇年先生深切认识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大肆搜刮民财,再次发动内战,致使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先生痛感民生之多艰,而深深地陷入到苦闷彷徨之中。1948年,解放的炮声震惊中外,也给肇年先生带来了新的希望。是年底,他同武汉各界著名人士张难先、李书城等发起组织“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在发布的《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宣言》中,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征兵、征粮,停止城市设防,释放政治犯。他们一方面邀请湘、赣、桂等省市和平人士来鄂会商,在给蒋介石的通电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国运迍邅,战机相循,兵祸连年,岁无宁日。……服役服兵,田园则芜废不治,征兵征借,乡里则杼轴其空,商贾辍其贸迁,百工废其劳作。师生辍学于异舍,官吏枵腹于公堂。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以言国家元气,则断送殆尽;以言国际地位,则低落不堪。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民族前途,可胜危惧!”④ 另一方面,“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又公推李书城秘密驰赴河南焦作,与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为迎接人民解放军早日到来,肇年先生积极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还被密任为该会的财粮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分配筹款任务。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华中“剿总”白崇禧在溃逃之前,曾派人给肇年先生家送来飞机票,欲将先生全家迁往台湾,却遭到沈家人的反对,他们不为反动派的威胁、利诱所动,表示宁死也不迁台,誓与武汉人民同甘共苦。
1949年初夏,在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人民解放军尚未进驻武汉之前的“真空时期”,为了切实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扩大反搬迁、反破坏斗争的成果,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肇年先生等武汉著名人士和武昌0协商成立一支3000人的商民自卫大队,并筹集银元1万枚作为活动经费。这支商民自卫武装组建后不久,就在消灭由国民党留下的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组成的专门祸害市民的“吃光队”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武汉人民反破孩、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⑤
四、 为湖北的政治、文化建设献计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0年当选为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年,又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救济总会武汉市分会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中苏友协湖北省分会委员,武汉市抗美援朝分会委员。后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中央委员和湖北省委委员。还出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1954年成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1952年,肇年先生被任命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第一主任委员。1953年6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立,先生以省人民政府委员身份兼任第一任馆长。
从1954年起,在肇年先生的领导下,省文保会和文史馆大力开展抢救文化遗产、整理图书、文物工作。如组织文史馆员对武汉地区的名胜进行普查,并将调查资料汇集成册,编为《江汉访古录》。肇年先生又接受董必武同志分配的任务,组织文史馆员搜集湖北地区历史上自然灾害资料,成《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一书,俾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955年,湖北省成立方志纂修委员会,肇年先生被推荐为副主任委员。1957年,他还应邀在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就编纂地方志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在肇年先生的领导下,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陆续派出人员分赴省内十多个县市采访、搜集方志资料,在此基础上编成十一个县的简志稿,1958至1959年,咸宁、孝感、广济、浠水、黄梅、汉川等六个县的简志先后出版。这个时期,肇年先生精神焕发,1956年,他在一首咏木兰花的诗中,将自己比成为“冰姿雪貌争清赏,老境耽吟喜更狂”的清香木兰。
“唯楚有才”。清末民初,湖北即有学者编纂历代鄂籍人士之文——《湖北文徵》,终因存文浩瀚,难于完成。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极为重视这批文稿的编纂出版,并责令湖北省文史研究馆负责编审、出版事宜。1959年,湖北省成立以肇年先生为主任委员的《湖北文徵》编审委员会,经过大家的辛勤耕耘,至1964年终于完成。该书计收元、明、清三代2700多位文人的文稿8400多篇,580多万字,分为512卷,后因“文革”开始,出版受阻,先生深以为憾。直至公元2000年,在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经过文史馆诸多馆员的再次审校,方得以正式出版,至此才得以告慰肇年先生在天之灵。
五、 雅好书翰,精研金石
肇年先生幼承家学,随祖父习字,少有书名。善四体,工篆隶。大篆以古拙胜,尤擅石鼓,临写数十年,胜于常人,用笔起止极-度,点线圆劲厚实,结体紧密匀整,严谨中兼具灵动之姿。隶书,于汉代诸碑研摩较深,广为汲取诸家之长,形成端庄清雅华丽遒健的艺术风格。肇年先生是湖北地区闻名遐迩的书法家,无论是篆、隶、行、楷,都成为了书艺百花园中的瑰宝。
作为古文字学家,肇年先生喜收藏金石,精考订,有《甓庐所藏金石题记》存世。他从青年时代起,便潜心石鼓文考订、诠补,自称“我于石鼓文研习稍久,为求将缺失之字搜罗补缀,略近完整”。终于1961年,他83岁时,成《石鼓文诠补》一书,颇为学术界所推重。董必武同志甚为赏识,委托湖北人民出版社线装影印出版,并亲自为书名题签。
肇年先生《石鼓文诠补》其内容包括补缀鼓字、释文、诠注三个部分。肇年先生这种诠补方法,即在补缀石鼓文字方面,于新补入之字旁加圆点,是意在告诉读者:此字系诠补者所补,正确与否,请自行判断。在诠注方面,对于以阐明注释的字句,均经搜求佐证,对实在无法考证者则从阙。这两种作法是继承了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创立的考异之法的。司马光在主编《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对待史料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为了弄清事实,决定取舍,创立了考异的方法,首先从长编做起,他对其主要助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说:“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事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⑥ 司马光创立考异法是对历史编纂学极为重要的贡献,肇年先生诠补石鼓文既继承了司马光创立的考异之法,也体现了肇年先生自己治学严谨的一贯作风,是值得后学者们永远记取的。
肇年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追求真理。他在一份《自传》中说:新中国建立后,我亲眼看到“祖国的飞跃变化,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服务”。1953年,先生被任命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时,已经74岁。进入70年代,先生更是全国少有的百岁在望的文史馆馆长了。到1973年,先生94岁时,终因积劳成疾,心脏病发作而辞世。嗣后,董必武同志闻讯驰电吊唁:“惊闻碧舫先生仙逝,谨致哀悼。”这20年间,肇年先生在省、市政府部门、政协机构参政议政,在文史馆内,他既要处理诸多行政事务,还要挤出时间撰写文史专著和主持馆员编写多种著述,达数百万字。鞠躬尽瘁,为湖北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下一名人：张修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