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愈强
少时的柯愈强，读了六年私塾，并在私塾学堂做了两年助教。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品学兼优，才华出众，被塾师和学友称为“小才子”。成年后的他，热爱劳动，善交朋友，常常扶贫济困，一贯关心人民疾苦。农闲时随村民们一同上南山砍柴打青，农忙时随父母亲一同下田地耕耘收种。到15岁时，就能扶犁掌耙。以后，柯愈强基本陪伴在其父左右，结识了包括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在内的不少进步人士，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大量的进步书籍，参与了乡村减租抗赋等众多的进步活动，确立了矢志革命的崇高理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向我进犯，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山河破碎。国民党地方武装纷纷出笼，你争我夺，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当时鄂东南的地方武装成渠部派人上门，以五万元的高额聘金诱聘身强力壮的柯愈强去其部下任大队长之职。柯愈强以知识浅薄，不善武功，力难胜任，眼下又要纳娶成家的缓和之策，断然拒绝。正在成部纠缠不休之际，柳暗花明，他亲启一封没有落款的挂号信，来函催促他速赴延安。柯愈强又喜又惊。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势态下，如果很明显地投奔革命，必然招来倾家杀身之祸，于是，柯愈强巧献“苦肉计”，其父扬言柯愈强不听家教，对他进行了一顿无情的“恶骂狠打”，次日清晨又哭又喊着柯愈强离家逃走不知去向，朋友、敌人都信以为真。这其实是柯愈强于1938年3月6日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通知，与父亲商量而巧施的“金蝉脱壳”计。从此，他告别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同年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柯愈强历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为总队长兼政治委员)的连长、第四师(彭雪枫为师长邓子恢为政治委员)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其部队在彭雪枫、邓子恢、张爱萍、吴芝圃、张震等人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柯愈强在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的豫东，以及皖北和苏北等地浴血奋战四年多，参加或指挥了板桥、瓦岗等大小战役百余次，曾两次身负重伤。这支英雄的部队打得日本鬼子不敢轻举妄动，汉奸队伍闻风丧胆，国民党顽军土崩瓦解，为新四军第四师坚持豫皖苏阵地，抵抗反动顽军的进攻，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柯愈强历任华东野战军豫皖苏第三军分区第三十六团团长、某师师长。1947年，敌军趁我豫皖苏第三军分区刚刚恢复不久，立足未稳，兵力薄弱仅有一个团，纠集国民党第五十八师两个旅的兵力，合围我军分区。在这紧急关头，部分指战员对反“围剿”信心不足，柯愈强深思熟虑、沉着镇定，迅速召开全团军政干部会议，分析敌我情况，研究战略战术，指出克敌制胜之途径。通过军事谋划和政治鼓励，部队士气高涨，群情振奋。几天后，他亲自部署、直接指挥的张阁一役，歼敌大部，旗开得胜。这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为以后许多战役由防御变进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我军分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1948年，我豫皖苏第三军分区决定分散兵力，各个击破，歼灭敌人。师长柯愈强随第三十六团行动。他带领部队深入敌后，时隐时现，灵活机动，神出鬼没，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严重打击。恼羞成怒的敌军调第七十四师加一个团向我腹心地区“扫荡”，妄图以多我数倍的兵力压倒我们。在这处境十分险恶的危急之际，柯愈强果断而神速的率部队侧翼迂回，插入敌后，保全了部队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毒辣阴谋。敌军气急败坏，再以加倍兵力，四面向我军分区合围。为了夺取萧(县)涡(阳)宿(县)蒙(城)地区决定性的胜利，3月3日，他亲率由精兵强将组成的战斗冲锋队，冒着密集如雨的炮火。杀进敌阵，在冲破最后一道-线时，柯愈强身中数弹，鲜血如注。他在一息尚存时，还用尽全身力气呼喊：“同志们，消灭敌人，完成任务!”反“围剿”胜利了，大部队保全了，柯愈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31岁。
柯愈强投身革命后，整整经历了10度腊梅开而未给其家属直接通讯。全国解放后，其义父董必武于1949年初在《北平日报》上，以自己的名义刊登《寻儿愈强》的启事。同年，又在《北平日报》9月8日、9日第五版，以及10日之第一版上刊登过《寻愈强同志遗孤》的启事(通过组织安排，柯愈强1947年与陆彦芳结为-。柯愈强牺牲三个月后，陆彦芳生一遗孤，女，-，后在湖南省株洲市硬质合金厂工作)。情况查明后，董必武于1949年9月14日给柯竺僧老人发去吊唁函，写道：“令郎愈强同志，不幸在豫皖苏边区战斗中殉职，令人悼痛。然有子如此，为国成仁，不负先生之家教矣!”
在柯愈强牺牲三年后的1951年7月，商丘军民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与他共事六年的老战友姚德昌政委在悼词中指出：“愈强同志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导员，而且是一位模范的政治工作者。他的功绩，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是有他光荣耀眼的一页的。”
1953年，柯愈强烈士的忠骨由牺牲地江苏迁葬到湖北省武汉市扁担山烈士陵园，并立有纪念碑。
(翁德禄翁具赡)
下一名人：徐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