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堂
1923年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太原三晋高级中学、新民中学、斌业中学任教。1926年秋到北京，先后任孔教大学、河北大学、中国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以对中国传统古史观进行怀疑与批判为主要特征的疑古学派或称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钱玄同、顾颉刚等著名学者，并很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顾颉刚计划编一套“辨伪丛书”，特意请张撰写了《-辨伪集语》。尤显其造诣的，是他在这一时期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完成的学术专著《春秋六论》和《榖梁真伪考》。这两部著作和他的一批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1931年8月到1934年7月，经顾颉刚介绍推荐，张赴武昌国立武汉大学和河南大学任教。1934年8月回到北平，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并参加了《中华大辞典》的编纂工作。
为了给不断壮大的“古史辨”队伍提供一个发表自己学术观点的阵地，同时积累他们在辨析中国传统古史方面的优秀成果，顾颉刚从20世纪20年代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古史辨》的不定期丛刊。这套曾经影响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丛刊第四、第五、第六册中，就收录了张西堂的五篇文章。其中，刊于第五册的《左氏春秋考证·序》是最能体现张西堂疑古观点的文章之一。
《左氏春秋考证》是清代今文经学派人物刘逢禄的著作。他指出《左传》乃西汉刘歆的伪作，不是春秋时左丘明的作品，率先对《左传》的产生年代和性质等提出怀疑。这一观点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赞扬与肯定。顾颉刚欲将历代辨伪的重要著作纳入他的“辨伪丛书”重新出版，自然少不了这部《左氏春秋考证》。而为《左氏春秋考证》重新出版的作序人，顾颉刚则选中了深谙经学和诸子学的张西堂。张不负所托，他在对《左传》作了进一步考证之后，在《序》中首先肯定了刘逢禄的基本观点，认为《左传》确系后出，为刘歆伪作，并赞扬《左氏春秋考证》是在继承前人考订基础上的最有成绩的一部辨伪作品。《序》文同时也指出刘著的不彻底处，在《序》文中用了相当篇幅对《左传》作了新的辨伪，并认为对《左传》的辨伪，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适的《史书探源》问世，才最终成为定论。由于这篇《序》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缜密，受到史学界的普遍赞扬，顾颉刚又约其撰文，为《古史辨》的第六册作序。
张西堂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中，还结识了吴承仕、黄松龄、谭丕谟、吕振羽、黎锦熙等一批信仰唯物史观的学者，并与他们结为至交好友。在他们的影响下，张逐渐接受了唯物主义观点，并尝试着用它来观察、审视中国历史。发表在《北平师范大学学报》上的《诗三百篇之诗与乐之关系》和发表在《中央研究院集刊》上的《荀子真伪考》等文，就体现了这种观点。
在潜心治学的同时，张还关心政治时事，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内弟黄诚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先后任清华大学救国会主席、北平学联主席和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是“一二·九”运动中著名的学生领袖。张对黄十分关心，在学校里也做了不少配合、支持学生爱国活动的实际工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张辗转到广西梧州，任广东襄勤大学教授，后又到贵阳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曾一度在四川江津国立编译馆工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仍坚持学术著述，曾计划写一部120万字的《经学史纲》，以系统总结中国的传统学术--经学的发展演变历史。可惜由于时局和健康的原因，此书只撰写了不足二分之一而没有完成。1944年8月，张应老友高亨之邀，来到陕西省城固县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并曾一度兼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系主任。从此，他落脚于陕西，在西北大学工作直到逝世。
张在西北大学任教时，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得教师和学生的敬重。1946年春夏之间，西北大学发生-，学生特请他为调解人；中文系冯岭安等四位学生因受他讲课的影响，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其间，张在学术研究方面又获得新的成果，他所撰写的学术专著《颜习斋学谱》获教育部1946年～1947年度学术奖励哲学类二等奖。他任中文系系主任时，十分重视中文系的教师队伍建设，亲自聘请了傅庚生、刘持生等著名教授到西北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张虽身体多病，但仍坚持任教，笔耕不辍。1957年和1959年，他最后的两部学术专著《诗经六论》和《尚书引论》分别由中华书局及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一生治学严谨，著作甚丰。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除文中提到的外，还有《王船山学谱》《荀子真伪考》《公孙龙子研究》《周秦诸子论丛》《孙卿子考证》《汉晋传经表》《目录学四种》《〈文心雕龙〉笔记》等共20部；未出版的有《经学史纲》《学术思想论集》《诗经选注》等。他逝世后，他的几部专著，如《-辨伪考》《王船山学谱》《尚书引论》《颜习斋学谱》《荀子真伪考》《榖梁真伪考》等，均在港、台出版并多次重印。
1960年2月10日病逝于西安。
下一名人：晏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