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干于
乌干于自幼聪颖好学，深受家学（其父系清末廪生）熏陶，稍长考取长沙明德中学堂。民国5年（1916），从明德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两年，随后又转赴美国留学8年，在华盛顿大学研习教育学，专攻中等教育。期间，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目睹日本之振兴，实得力于教育，尤重基础教育，逐渐形成了其一生为之执着追求的教育救国思想。民国16年，学成归国，先后在母校明德中学及广西、四川等地高等学校任西语和教育学教授。在广西大学执教时，深受该校校长马君武器重，誉其为“最负责任的教授”。民国23年，应中国知名民族工业家范旭东、李烛尘之邀，赴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任秘书，深为公司信赖。然邬干于意不在此，提出辞职从教要求，认为“要振兴国家民族，根本在于造就一代清廉正直、有丰富学识的人才。而造就人才必须从教育着手。”终于谢绝了范、李的再三挽留，于民国25年离职返湘。
民国26年至长沙，邬干于再度去明德中学主持教务，引导师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多方面的改革探索。抗日战争爆发后，邬干于在长沙白沙洲开设补习班，为时两年的实践，其改革学制的一整套主张逐渐酝酿成熟。民国28年秋，又在崇德中学创办实验班。旋因日寇侵湘，邬干于避难至安化蓝田（今涟源市），复在妙高峰中学（时迁蓝田）开办实验第一班，全面实行其学制改革主张。随后数年，由于师资、校舍等原因，实验班辗转迁移于杨家滩、璇塘湾（今冷水江市）及南岳等地，实验班级增至两个，影响日益扩大。民国33年，获新化名矿商杨培甫资助，创办一所五年一贯制实验中学，以新化城内居士巷杨祠为临时校舍，定名为行素中学，除招实验班新生外，增置普通高中班与之对照。
邬干于学制改革的基本宗旨是爱国的，也确有实效。时值国难当头，邬干于认为救国“责固无分上下”，希以“在野匹夫之力”，为国家“尽采芹献曝之忱”，加速造就有用之才。实验主要内容是改中学三三制为五年一贯制，课程调制五年通盘安排，采取集中突破的方法，实行“一时一事”的教学原则。每个学年设重点学科，集中力量精讲多练，务期熟练运用。同时，减少上课时间，曾加自习时间，减少班级人数。实践班即重智且重德，要求学生服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建校宗旨，遵守“与世推动而不流，与俗同流而不污”，“独行不愧影”的古训，并坚拒与校外之国民党、三青团活动往来。精心设计的教学方法，严格的校规，加上严谨的管理，实验班学生学业成绩明显高于普通班。民国31年夏，实验班学生参加全省中学生会考，名列前茅。民国34年、35年毕业的实验班学生50余人，经过升学考试，全被北大、清华等著名高等学府录取，几无人落榜。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及督学雷震清实地考察后，认为成绩突出，准予增班，扩充实验。40年代中期以后，行素中学以勤学奋进的独特校风而闻名省内。
抗战胜利后，行素中学迁往长沙丝茅冲新址继续开办。1952年与广雅中学合并，实验班终止。邬干于曾自叹云：“尝试成功自古难”。是年，受全国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影响，邬干于教育思想受到错误批判。1956年，调北京编译社，编译著述多种。旋被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196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将邬干于学制改革材料印发，供全国各地研究参考。1974年邬干于病逝北京。1986年9月，湖南省教育委员会为其平反恢复名誉，称邬干于为湖南省教育家。
邬干于一生，正直清高，淡于名利，生活简朴，崇尚实干。行素校训：“卑之无甚高论，坐言不知起行”，亦为邬干于座右铭。既是校长，又当校工，摇铃清扫，常年不断。对学生要求极严而又关怀备至。代学生保管钱物，为病生熬药送水，习以为常。惟冀学生成材，早为国用。常教育学生：“余设教置法，固根据国家民族之需要”，“余之功罪，一在诸生之贤不肖。诸生而果贤也，则虽举天下毁余，余尚可获一息之安慰：诸生而果不肖也，则虽举天下誉余，只足以重余之罪戾”。1949年春，长沙解放前夕，省政府某要员邀其去台湾，邬干于以“一生教书，与政治无牵连”为辞，婉拒所请。
邬干于遗著有《英语句法便读》、《英译古文观止选》、《英译唐诗三百首选》、《英译宋诗一百首》、《英译杜甫诗一百首》、《英译陆游诗一百首》、《英译清六家诗选一百首》、《英译赵瓯北诗二百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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