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雍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参加中国国民党。 黄埔军校毕业后，与袁策夷一起前往东苑和宝安做农运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军事总教练。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任省港罢工纠察委员会委员、第五大队队长、军务处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留穗负责人、财政部长宋子文偕苏-顾问鲍罗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东园会址亲自检阅，誉“工人纠察队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国民革命军之楷模”。随即经苏兆徴和周恩来同意，宋子文聘黄雍兼任财政部缉私卫商检查总队少将总队长、检查总所所长，以实现摆脱不平等条约对新生革命政权的束缚，排除港英和澳葡对新生革命政权的阻扰与扼杀，独立检查外国商船并通关，达到收回海关自主权之目。
1926年12月底兼任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主任，延揽了一批共产党员参与会务，使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成为共产党主导的机构。四一二政变时是首先被蒋介石清洗的单位之一，成立以贾伯涛、黄珍吾、李安定、林桓、周复为常委的特别委员会，并于4月19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驻粤黄埔同学会特别委员会启事”称：“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前因反动分子把持会务，经于4月14日我政府将反动分子一概肃清。”
1927年“4.12”政变后，任东江特派员，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组织海陆丰武装暴，占领海陆丰，受命改编、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期间东江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中洞和朝面山变成了东江革命的心脏，是名符其实的“东江红都”，率先在中国进行了“农工武装割据”的伟大尝试。
1927年11月9、10两天，在东江革委会所在地高潭召开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大会还将高潭玗的新老街命名为“马克思街”和“列宁街”，黄雍作为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了命名仪式。11月11日成千上万群众参加了在上玗埔召开的庆祝高潭区苏维埃成立大会，黄雍宣读了贺词，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高潭区苏维埃是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是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
1928年春，任南方局琼崖特派员，中共琼崖特委常委，主持特委军事工作，先后组织武装暴-动，占领榆林港和海滨县城陵水，以期接应苏联军火船，为李立三夺取全岛政权的指示做准备。接着-势力大举反扑，革命处于低潮，1928年底受琼崖党代表大会的委托回香港，反映会议“不能再继续搞全面武装暴-动”的意见，与李立三及其“彻底革命”的理论发生激烈地冲突。因对李立三“左”倾路线不满，1929年北去上海，并受命准备去苏联学习。因上海组织被破坏，无法接头与中共失去联系。
在上海期间，黄雍由谭平山等联系加入邓演达所领导的第三党，并于1930年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与余洒度、陈烈一起成为主要负责人，与陈烈共同负责组织和军事工作。1930年冬，北上平津，成立并领导“黄埔革命同学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1931年中，受命负责第三党在武汉的军事工作，以及中央区“黄埔革命学会”工作。与中共中央派到武汉策划两湖地区军事暴-动的蔡升禧协同开展工作。1931年8月17日午夜在武汉被捕，几经辗转解往南京，后-。
官场生涯
1931年冬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结业后适逢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日强我弱，蒋介石的统治根基尚不稳，军内派系林立，他对敌我双方情况均不能准确掌握。于是戴笠组织唐纵、梁干乔、黄雍、张炎元、徐亮、胡天秋、周伟龙、马策及郑锡麟十人成立“调查通讯小组”，奔波于南京和上海一带，收集敌我双方的兵力、伤亡、武器、给养、战况、士气、通讯等与战争有关的信息，供蒋介石作指挥战争的决断之用。后来军统正式形成，追述它的起源，这个小组就成为军统的鼻祖，也被称为“十人团”。淞沪停战后黄雍即离开，他不是军统的成员。
1934年至1935年短暂地担任过二十一师政训处长，及福建省保安处长肖乾的科长。
1935年起担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副处长，处长刘咏尧为学者型人物，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人们办事就找黄雍，他成了军校调查处的实际负责人。此期间黄雍创办新生学校，收容流动性很强的黄埔军人的子女入学，后应黄埔军人的要求改名为中正学校，但他自己又在南京办了一个仍以“新生”为名的职业学校。
1937年“8.13”淞沪会战爆发，为把爱国的帮派人士和热血青年组织到抗战的第一线，蒋介石电令戴笠紧急组建一万人的“抗日别动队”参加战斗、担负特殊任务。避免这支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队伍成为乌合之众，黄雍在一周内紧急调配600名校、尉级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到上海报到，充任“抗日别动队”各级指挥员，以此来支持淞沪会战。这支部队在抗日前线视死如归，百分之七、八十都战死疆场，无比悲壮。在回顾军统历史时，人们常称戴笠为“军统之父”，也有人以“抗日别动队”军官配备为例，称黄雍为“军统之母”，其实黄雍从未在军统工作过。
抗日战争期间，黄雍历任军政部伤兵管理处副处长，军政部伤兵生产管理局副局长，军委会中将高参，军委会总务处副处长等职。1945年，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鼓动军人代表反对蒋介石的意志，被吴铁城警告并被停止出席会议一天。
抗战胜利后，黄雍任军委会设营队总领队，指挥小型军舰顺江而下，负责接收南京。因厌倦国民党官场腐败和反对内战，于1946年即以中将军衔首批退役。
建国前夕
解放战争时期，黄同时担任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四所中正学校校长。学校系私立，名虽中正学校，但不准国民党、三青团在校活动。相反却容纳了进步教师，如中共党员肖克勤任教务主任等。1947年蒋介石的军务局长俞济时给黄雍电话，要求将肖克勤等4位教师押送南京。黄则赠送旅费，请肖克勤离较暂避，对进步教师陈逵等3人，仅调整教课而已。
1948年底和1949年初，黄雍的湖南平江同乡、少年时期朋友、时任中共情报重要负责人之一的吴克坚，通过黄雍秘书吴少岳和戴宗义转达，希望黄雍配合解放军南进，返湘策动程潜、陈明仁、李默庵等人起义。他随辞去上海中正学校校长等职，返回湖南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又组建了湖南在乡军官自救会，在乡军官1000多人加入，拥有不少武器，藉以协同起义策动工作。特别是在周竹安抵长沙后，在他直接领导下建立了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电台，组建了一个包括黄雍、周茂僧、梁宜苏、罗迅青、钱去非、刘晓芳等在内的情报班底。6月底，程潜在白崇禧压力下思想极度动摇，在此关键时刻，周竹安决定派黄雍亮出身份，与程潜开诚布公地说明一切，并将其顾虑发报给中共中央。7月2日中央回电：“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林彪同志已抵达武汉，正在觅妥人入湘与程联络，如程能秘密派人先至武汉见林则更好。程只要决心站到人民方面，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如万不可能，则程及其部队退往邵阳，亦是保全一法，以待解放后改造。” 7月4日,秘密电台又收到毛泽东给程潜的电报，至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与程潜建立了直接联系。7月2日的中央来电和7月4日毛泽东给程潜的电报,稳定了程潜的情绪。
党中央、毛主席的宽宏大量，以及对起义人员的信任，使程潜深受感动和鼓舞，终于下定决心不去广州，断然起义。此后程潜曾直接写信给周总理，肯定黄雍在湖南起义过程中的作用，周总理也曾当面对黄雍给与嘉许。
建国之后
解放初，黄雍挂名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实则赴香港继续华东局的工作。后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民革候补中央委员等职，并参加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台湾工作。
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协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黄雍与程潜、蔡廷锴、傅作义、龙云、卫立煌、张难先、张轸、刘斐、翁文灏、李书城、侯镜如、邵力子一起参加了会议，听取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门报告，并对如何处理战犯问题发表了意见。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提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原则，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以政协常委扩大会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建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的处理方针。会前周总理先找黄雍作了简短的谈话，向他交待了这一精神，并请他在会上发言。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战犯处理的“一个不杀”的方针，作了详细说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决定由社会知名人士成立“九人小组”，专门处理战犯教育改造问题。其中有屈武、黄雍等，协助中共中央“处理战犯专案小组”（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工作。
1959年9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同意了中共中央“分期、分批每年特赦一批”的建议。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建国十周年首批特赦释放了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周振强、杨伯涛、邱行湘、卢浚泉、爱新觉罗·溥仪等33人。
黄雍参加了前六批特赦释放的有关工作，使大批黄埔校友回归新生活的工作，令他无比欣慰。最后一批特赦在文革后期，黄雍未能等到这一时间。
1965年黄雍成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参加这一高规格的委员会来缅怀和颂扬孙先生的光辉一生，是对逝者和作为追随者的黄雍本人的心灵的告慰。
“文革”中黄雍受破孩，后为周总理所保护；1970年2月8日，黄雍在北京逝世， 1980年政协全国委员会为其举行了追悼会。
下一名人：蔡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