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
袁振英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父亲袁居敦是一名私塾老师，其先祖袁崇焕是明朝民族英雄。袁振英的父亲经常以袁崇焕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子弟。因此，袁振英对先祖袁崇焕的高尚品质和英雄事迹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说：“我们常常想起祖宗袁崇焕督师，忠义便由然而生了。”
1905年，袁居敦携妻儿到香港谋生。袁振英先后在香港英皇书院、皇仁书院读书，接受西式教育，学习刻苦，成绩优异。
袁振英在香港皇仁书院读高中期间，东莞籍学长李文甫、林直勉等在香港开展反清革命活动，袁振英受到他们的革命思想影响。191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发动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李文甫、林直勉等也加入起义行列，其中李文甫中弹被俘，慷慨就义。袁振英为自己年少未能直接参加这次起义而深感惋惜。
此时，袁振英开始涉猎新的政治思潮，首先接触了当时在中国盛行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他晚年时回忆：“我的一切思想，最初发源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再发源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多少的成分不同。”1912年7月，刘师复在广州成立-团体“心社”，成为国内最早的-团体，它的宗旨是“破除现社会的伪道德以及恶制度以人的良心上的新道德代替之”。刘师复成为中国-的领袖人物，他所提倡的-思想影响了袁振英。心社成立不到半年，袁振英也在香港皇仁书院与同学杜彬庆、钟达民等人组织了一个-团体“大同社”。大同社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与广州的心社遥相呼应。从此，-成为影响袁振英一生的政治思想。
1915年，袁振英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考入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英文门（惯称西洋文学系）学习。胡适担任西洋文学系主任，与袁振英同班的同学有李季、许德珩等。1917年底，袁振英还参加了该校文科国文门招收的研究生（当时称为研究员），傅斯年、俞平伯等人为研究生同学。
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袁振英继续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尤其是-。1917年5月，袁振英与北京大学同学赵太侔，联络黄凌霜、竟成、华林共同发起组织新的-团体——实社。这是北京大学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实社以道德修学为宗旨，以研究-为范围，自称“与广州之心社、南京之群社，鼎足而三”。实社出版不定期刊物《实社自由录》，袁振英是之一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实社自由录》只出版了两期，但影响深远，作家巴金以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也曾经提到受过它的影响。
1917年1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北京继续出版革命刊物《新青年》。袁振英积极为《新青年》投稿，成为个别在这份杂志发表文章的北京大学在读学生之一。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号出版“易卜生专号”，发表了袁振英撰写的《易卜生传》，他的老师胡适专门为这一传记写了按语。《新青年》“易卜生专号”的出版，有力地配合了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易卜生的戏剧与思想对解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禁锢、树立男女平等的新观点以及唤醒国人的个性与自主意识等，发挥了特殊的启蒙作用。对此，鲁迅曾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其中提到袁振英的《易卜生传》。
1918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本校发起成立“进德会”，以此对抗道德的沦丧。临近毕业的袁振英加入了进德会，而且是戒条最多、难度最高的丙级会员，他为此而坚持了5年不吃肉。
1918年7月，袁振英以乙等第二名的成绩在北京大学毕业。他首先来到广州，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书。1919年春，由于该校欠薪，他辞职前往菲律宾谋生。在菲律宾小吕宋，他一边担任《平民日报》、《民号报》记者，一边到马尼拉华侨爱国学校和中西学校教书。期间，他帮助南洋第一个-组织“真社”组建了华侨工党，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
袁振英在菲律宾的进步活动，受到菲政府压制。1920年2月，他被迫离开菲律宾回到香港，担任《香港晨报》。不久离开香港，到广州担任《民号报》、《新民国报》。
为了反对日本的对华侵略，1920年上半年，袁振英和新闻界一些同行发动广州、香港数十名记者，组成广东游东（日本）记者团，到日本、朝鲜、台湾等地，宣传反对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这一宣示活动历时数月之久。
二
1920年7月，广东游东记者团结束在日本、朝鲜与台湾的宣示活动，返回祖国大陆。袁振英路经上海，被陈独秀请来帮忙《新青年》杂志和组建中国共产党。从此，袁振英从一名-者转变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参与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
袁振英抵达上海后，首先参加由社会主义者与-者联合组成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并担任秘书职务，与当时正在-助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全权代表魏金斯基以及陈独秀往来密切。他积极协助陈独秀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17人，他们是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袁振英晚年曾表白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原因：“我之所以参加了共产党小组，就是当时很少人提倡共产主义，假如我不负担一份责任，对于主义的进展，更多一些防碍。”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袁振英在这个中共发起组里，也参加了一系列建党工作：参与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被陈独秀派往武汉开展建党联络活动等等。
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青年团组织，袁振英是创始人之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者有8人，他们是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团务由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主持，团址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里6号。
1920年9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一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招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同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外国语学社教员有杨明斋、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沈雁冰等，袁振英担任英文教学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的第一批团员是外国语学社的学生，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等二三十人，随后他们被送到俄国留学，绝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就是通过创办刊物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20年8月，创办工人周刊《劳动界》，作为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宣传的通俗读物；9月，将《新青年》月刊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创办半公开的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袁振英为上述刊物撰稿，常用“震瀛”等笔名发表文章和译作，并担任《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的。
《新青年》月刊从第8卷第1号起，开辟“俄罗期研究”专栏，帮助中国人民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成功经验，了解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中国人民走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共主要创建者之一陈望道曾经指出：“在《新青年》上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择了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
袁振英不负党组织的重托，尽心竭力办好这个专栏。《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刊登介绍俄罗斯的译著38篇，其中译文35篇，袁振英以“震瀛”等笔名翻译的就占了24篇。《新青年》第8卷第4号“俄罗斯研究”专栏的12篇译文，全是袁振英翻译的。因此，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期研究”专栏上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这个时期，正如袁振英自己所说的，他已经由“一个宣传-者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12月，袁振英随同陈独秀和魏金斯基离开上海来到广州。他回粤的使命有两个：一是充当陈独秀与魏金斯基的翻译，参与广东的建党工作；二是应广东省政府的聘请，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
在广州，袁振英跟陈独秀同住广州市泰康路回龙里九曲巷11号一栋三层楼的一个房间里，俩人关系密切，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说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随后新青年杂志社也从上海迁到广州，陈独秀仍任《新青年》主编，袁振英仍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1921年4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6号在广州出版发行，这一期“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了4篇译文，其中有袁振英的《俄罗斯》、《列宁与俄国进步》两篇译文。
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复杂。1920年底，2名俄国共产主义者与7名中国-者在广州成立了“广东共产党”，这一组织被革命者认为“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的共产党”。陈独秀到达广州后，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一些-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的条文。经过多次激烈争论，意见终未统一，-者遂退出了党组织。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取名为“广州共产党”，成员有9人，他们是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袁振英、李季、沈玄庐、米诺尔、别斯林，陈独秀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最早建立的六个地方组织之一。这样，袁振英成为跨上海、广州两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他首先在该校开展教育改革，顶住社会上封建卫道士的各种压力，招收女插班生，实行中学生男女同校。同年3月23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作出决议，在全省中学开放男女同校，将省立第一中学男女同校的模式推广到全省各中学校。至此，中学男女同校在广东终于合法化。在广雅中学历任校长中，袁振英的任职时间最短，只干了不到7个月，但因为他率先实行中学男女学生同校而在校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并被记载在中国教育史上。对这一教育改革，《广雅中学校史》作出这样的评价：“是为该校有女生之始，亦开广东有中学男女同校之先声”。
袁振英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除了实行男女学生同校的大胆改革外，还着手强化学校的校风校纪管理，但由此而引发了一次学潮。1921年8月，他辞职离校，公费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读书，自动脱离了共产党，从此再没有回到党内。至于-原因，他曾作过多次辩解：并不是坚持-，而是由于对陈独秀不满以及担负不起共产党党纲，“我化了灰也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者”。
从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在上海、广州的一年时间里，袁振英追随陈独秀积极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是他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光，也是他人生中最为光彩的一段经历。他晚年曾用“共产主义马前卒”来评价自己的人生经历，确是恰如其分的。
三
1921年10月初，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开学，袁振英入读博士院文学科，继续研究孔德实证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科目。他来到里昂不久，就收到在巴黎勤工俭学的陈独秀儿子陈延年的来信。信中告知，陈延年和周恩来等已在巴黎成立了旅法华人共产党组织，要袁振英参加。袁振英复信勉励他“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而自己却以交通不便、功课甚忙为由婉拒参加旅法华人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4年8月，袁振英从中法大学博士院毕业，应孙中山邀请回到广州，担任刚刚组建的国立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当时，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冯友兰、鲁迅等一批著名学者也汇集到这所大学任教。袁振英负责讲授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孔德实证哲学、易卜生社会哲学、劳动问题、劳工哲学、工团主义、劳工运动、宗教问题、无神主义、伦理学和法文等课程，每个星期要上20多个小时的课，还要自编讲义。
回国不久，袁振英抛弃了早年提倡的不婚主义、独身主义，与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同学黄式坤结婚。1926年11月，他接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到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惯称武汉军校）政治教官，负责讲授帝国主义、群众运动、群众心理和群众领导等课程，为培养国共合作的革命干部作出了贡献。在武汉军校的同事中，袁振英有不少旧同志和老相识，如包惠僧、李达、沈雁冰、李汉俊、恽代英等。期间，袁振英还兼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农政部编译委员等职。
从1924年9月至1927年7月近3年的时间里，袁振英除了完成繁忙的教学工作外，还翻译了一些外国名著，撰写了不少文章和专著。1926年，他的专著《节育与文明》出版，书中提到节育与优生问题，成为中国计划生育的最先倡导者之一。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正式与共产党决裂，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为了躲避汪精卫集团的捕杀，袁振英携妻儿先是逃入汉口日本租界，后觉得不安全，又逃到上海亲戚家。同年12月，再逃回广州避难。次年2月应聘出任第八路军航空处编译处主任、广东编练委员会编译员。
1928年下半年，袁振英被当成“共产党重要分子嫌疑”，由广东军阀陈济棠下令-于广州军法处和虎门监狱数月之久，后来由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以及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等人的保释，才得以无罪释放。
袁振英出狱后，与香港受匡出版部合作，把自己历年来的大部分著作和译著收集起来，编纂出版一套《实社丛书》。《实社丛书》计划出版17本书，内容涉及-的思想介绍、俄罗斯小说、社会学家孔德的思想介绍、提倡自由恋爱与新式婚姻等等。至1937年秋，《实社丛书》已出版了9本，但因日本全面侵华局势发生变化，其余8本书未能预期印刷或出版。
1929年1月，袁振英离开广州前往南京，投靠时任中央航空署署长张惠长，担任中央航空署编查科科长。同年9月又回到广州，担任广东空军总司令部训育科科长。1932年春前往上海，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讲授俄罗斯文学史。同年7月，受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之聘，离开暨南大学，回到东莞担任虎门军官教导队政治教官，负责讲授孙中山的-。1933年8月接受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的聘请，到青岛担任山东大学讲师。在山东大学工作一年后，再次到南昌出任中央航空委员会编译科科长，但很快就与兼任中央航空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闹僵，仓促不辞而别。1934年9月回到广州，担任省立广东勷勤大学教授。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广州一带经常受到日机轰炸。为了躲避战火，袁振英于同年底举家迁移香港。在香港，他与空军旧同事组建华南汽车工程学校，担任教务长，并写些文章赚取稿费；夫人黄式坤当无牌医生收取微薄诊金，共同维持一家生计。1941年12月，香港沦陷。袁振英一家在香港呆不下去了，像许多难民一样，于1942年10月回到广州谋生。袁振英在广州一度失业，先后到过几间学校教书，也参与开办汽车公司，但都干不长久。回到广州后的七八年间，他一家人生活十分艰辛，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
1949年10月中旬，广东获得解放。在新中国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袁振英仍然失业在家，生活虽然贫困，但不肯轻易向亲友求助。1951年1月16日，他在万般无奈之下，向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求助信，“敢请速代为设法”谋职。周恩来将袁振英的求助信转给当时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叫他解决袁振英的生活问题。叶剑英把信转到中共广东省委-部。省委-部很快就安排袁振英到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担任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职务，工资级别为行政十三级（处长级）。1953年8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成立，省委-部把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拨给文史馆，工资待遇照旧，袁振英因此被调往省文史馆任馆员。从此，袁振英不再为失业而忧心，终身有了收入保障。
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文革”的历史悲剧。10年内乱，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年逾古稀的袁振英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严重破孩。1968年，袁振英作为省政协列席委员参加广东省政协学习班。有人在学习班上诬告袁振英曾经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参谋长。于是，广州芳草街派出所军管小组突然拘押袁振英，后经过半个月的调查，发现并非事实，才将其释放。1970年2月，袁振英参加广东省-人员学习班。有人在学习班上诬告袁振英把毛泽东著作《反对自由主义》封面的标题用红笔改成“-的自由主义”。学习班因此认为袁振英有“现行-罪”，立案报请广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予以逮捕，判处死刑。3月20日，袁振英遭到广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逮捕，被带上手镣关在广东省看守所里。经过调查，没有结果，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遂于4月16日作出批复：“对袁振英可不判刑，交群众批判后教育释放”。8月15日，广东省-系统党的核心组作出“对袁振英从宽处理”的决定，宣布释放，恢复参加正常学习和逮捕前的生活待遇。此时，袁振英已被关押了近半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袁振英从看守所出来，又进了省文史馆学习班“学习”，精神上受到无休止的折磨。1973年，他两次写信给周恩来，申诉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破孩，反映家庭生活遭遇，请求恢复行政十三级工资。
1979年1月18日，袁振英因脑溢血病逝，终年85岁。同年8月23日，离袁振英去世已7个多月，中共广东省文史馆支部作出《对袁振英问题的复查意见》，其中指出：“1970年2月26日以袁振英有现行-罪行，立案报告给予逮捕，判处死刑，是混淆两类矛盾，是错误的。应予撤案，给予平反，在馆内当众宣布，清除影响。”8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部批复同意对袁振英的复查意见。至此，袁振英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袁振英是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特殊人物，一生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晚年他评价自己：“我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忘记袁振英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一卷在叙述建党过程时，两次提到袁振英的名字，肯定了他对创建中国共产党所起的历史作用。
下一名人：陈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