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占地面积约12平方千米，这是一处相当神奇的位置。人们通过对三星堆的挖掘和研究，也有了不同的了解和认识。下面一起和吐客网小编看看三星堆中出土的青铜器吧，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通宽17.2、通高34.8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人像为二号坑B型中唯一一件平头顶戴冠头像，其顶盖与头像分铸。人像所戴头冠为回字纹平顶冠，脑后发际线较高。其面容消瘦，双眉似皱，表情凝重肃然，威严直透而出。其头冠究有何具体含义，今已不详，估计其所代表的身份等级可能高于其他无冠者头像，执掌着较大的政治宗教权力。
通高12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人首鸟身像原铸于小型铜神树树枝端部。该像为平头顶，头戴頍，面带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相类似。其鸟身较短，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同树另一枝枝端人首鸟身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相上下卷曲状。
这种人首鸟身像除见于小型铜神树外，在同坑出土的青铜神坛最上层的“盝顶建筑”上额正中也铸饰有此像。古人有“以上为尊”、“居中为尊”的说法。人首鸟身像出现在铜神树树枝端部与铜神坛顶部正中，显然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人首鸟身像所代表的当是群神崇仰的天“帝”，一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宇宙之神宙斯一样。在中国周朝以来的神话中，众神之尊一般指的是黄帝。三星堆时代早于周朝，那么，人首鸟身像指的是谁呢?我们曾指出，人首鸟身像造像当与古蜀远祖有关，可与古史神话中的古蜀祖先神“大鸟王”帝颛顼发生联系，就其神职内涵象征而言，该像很可能是“中央之神”并兼有太阳神神职的最高权威象征物。当然，这仅是我们的初步看法，尚待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尊造像当是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的主神。
宽138、高6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纵目面具均出自二号祭祀坑，共3件，分大小两型。其中A型2件较小，B型的1件则较大。两型纵目面具造型大体相同，略有差异之处有三点：一是A型面具额部铸有数十厘米高的精美额饰，而B型面具额部正中则为一方孔。二是两型面具的耳部大小与取势不同，B型面具的桃尖状双耳甚大，向两边充分伸展并向上耸起，有飞扬之势;A型面具的耳朵构型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没有那么夸张，双耳取势基本平直。
B型面具就是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
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显得威凌八方，其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之气给人以强烈威慑感。它是天神还是人中至尊?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其夸张的双眼与双耳，是视通万里、耳听四方的神异能力的象征?古文献记载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即为“其目纵”。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还有一个人面蛇身、掌控天地明晦的天神烛龙，其形象特征是“直目正乘”，也就是“直眼球”。纵目面具的造像依据很可能与古史所记述的蚕丛和烛龙的形像都有关。同坑出土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或许与“烛龙”神话有更密切的联系。目前，对这尊造像的研究除普遍认为它表现的是蜀族始祖蚕丛外，尚有几种不同意见：或认为它应是兽面具，或认为面具左右伸展的大耳是杜鹃鸟的翅膀，其形象应是古史传说中死后魂化为杜鹃鸟的第四代蜀王杜宇之偶像，或认为它是太阳神形象，等等。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件面具既非单纯的“人面像”，也不是纯粹的“兽面具”，而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树干残高359、通高39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Ⅰ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全树共二十七枚果实，九只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
关于这株铜树的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将铜树界定为“神树”，则是共识：一种意见认为，这株铜神树的造型与内涵应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相关，铜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力被古蜀国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青铜神树并非建木，从其构型分析，更多的与《山海经》描述的“若木”相似。另一种意见认为，青铜神树具有“社”的功能，与载籍所记“桑林”一致，应为“社树”。一种意见认为，铜神树为古蜀人的宇宙树，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神树起源于古人对日晕现象的认识，代表东西两极的扶桑与若木。
这里，我们对这株铜神树作一简要分析：铜树上铸有九只鸟，有何具体寓意呢?在古代“十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鸟背负而行，这是先民对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中有大量的记述。中西考古资料中也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三星堆铜树上所铸的神鸟当即神话中金乌(即太阳)的写照。三星堆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符合“扶桑”和“若木”的“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铜神树铸饰九鸟，或原顶部有一只鸟，也可能制作者表达的构型意图是另有一只鸟在天上值日吧。同时铜神树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载籍描述建木有树叶、花卉、花果与“黄蛇”，铜神树的形式构成中同样有花果与神龙，而铜神树它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古史神话传说中所谓“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表征这是一株挺立于大地中心的神树。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藉此降世，巫师藉此登天，树间攀援之龙，或即巫师之驾乘。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伟大的实物标本，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三星堆神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的实物标本。
人像高180、通高260.8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
这尊“纪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究竟象征什么身份呢?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青铜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时又是群巫之长。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形象。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其形象酷似汉语古文字中“尸”字的字形，应将其解读为“立尸”。这种观点所提到的“尸”，大体来说，具有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作为神灵象征的受祭者的双重身份。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该人像与古文献中所谓“立尸”或“坐尸”的内涵截然不同。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之象征。
人像身佩的方格纹带饰，当具有表征权威的“法带”性质。其衣服上的几组龙纹装饰似有与神灵交感互渗的意义，其所穿之衣很可能是巫师的法衣。他手中是否原本持(抱)有某种法器?有人认为是琮，有人认为是权杖，有人认为是大象牙，还有人认为是类似彝族毕摩(祭司)的神筒或签筒，也有人认为他是在空手挥舞，表现的是是祭祀时的一种特定姿态。
古蜀历史早已偃旗息鼓，无言的文物抛给人们的是难解的文化之谜……
宽：2.5～4.3、通长20.4～21厘米
一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共出土青铜戈61件，其形制均为十字形。按其形态的相对变化，共分五种类型。
三星堆十字形青铜戈的援呈细长等腰三角形，两侧有锯齿或连弧状刃口。一般认为，这种铜戈可能是西周至战国时期巴蜀三角援无胡式铜戈的祖型。就器物分类而言，铜戈属“青铜兵器”，但从三星堆铜戈呈薄片状、不大具有杀伤性这点看，其应属仿实战兵器制成的礼仪用品。推测三星堆十字形铜戈是在宗教仪式表演活动中用作仪仗，以壮其隆仪。此外，在古蜀人的祭祖请神仪式中，也可能使用这种铜戈作驱邪之法器。
牌饰背部上宽17、下宽17.6、高34、通高46.4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身形器整体造型颇似一无头无手之人体，古怪莫名，用途难测。此器上部如穿衣袍之人身，下有双腿，腿前内凹，下端饰凸弦纹。器身满饰图案，主题纹饰为两组倒置的变形鹳鸟纹。上组为两鹳鸟，下组为三鹳鸟，布列紧密，鸟喙长及等身，风格缜密奇古。该器所饰鸟纹应非一般装饰，应与古蜀的鸟崇拜有关，器身所饰鸟图像或系神鸟之象征?
此器是三星堆文物中最神奇的器物之一，究竟如何放置才是制作者与使用者的本意，让今人难得其解。如依鸟纹的正看面，安放时似应腿部向上，腿部顶端的凸弦纹可系绳而用于悬挂，当是三星堆神庙中的祭祀物品之一。
长14、宽4.9-5.6、厚0.2厘米 三星堆遗址出土
A型。铜牌形制为呈圆角的长方形。牌面形式处理为镂空花纹图像，牌面中心为一主干，两侧有五对10个“S”形的镂孔，空隙处饰20个三角形镂孔和4个弯月形镂孔。一般认为，该铜牌的图像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兽面纹。
通高35.4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此为二号坑Ⅱ式铜圆罍，器型略显瘦高。器物为方唇窄沿，器口与器颈、腹部皆平直，近底处弧形内收，圈足稍外撇。颈部饰三周凸弦纹，肩外缘补铸四个卷角简化羊头。肩部、腹部及圈足上各有四扉棱，上下对应，将纹饰四等分。肩部与腹部上沿饰象鼻龙纹，腹中部主纹兽面纹的正中起一浅凸棱，主纹两侧系以扉棱为中轴的倒置兽面纹，其下为目云纹饰带。圈足饰双列式目纹。1987年湖北沙市近郊出土的一件铜罍的形态特征与这件铜罍极为相似，颇具比较研究价值。
通高45.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该器为Ⅴ式铜圆尊。其肩外缘补铸三个卷角羊头，与三立鸟相间，羊角之间也有一立鸟。尊肩部饰象鼻龙纹，以双钩云雷纹为地。腹部主纹为以双夔龙合构而成的兽面纹，两侧为以扉棱为中轴的倒置兽面纹，地纹亦为双钩云雷纹。器圈足上部环周饰以凸弦纹，其下主纹为虎耳龙纹组成的兽面纹，两侧仍为以扉棱为中轴的倒置兽面纹，以双钩云雷纹为地。其整体风格庄重典雅，颇为美观。
圈足高12、残高43.3厘米 一号祭祀坑出土
器肩上铸高浮雕的三龙呈蠕动游弋状，龙头由器肩伸出，龙角为高柱状构型，龙眼浑圆，身饰菱形重环纹。尊腹部为三组相同的花纹，主纹均为高浮雕的虎与人。虎颈下铸一人，人头上对虎口，人物曲臂上举，两腿分开下蹲。这与商代人虎合体卣的图像很相似。这种主题的图像可能是表示人对虎的崇拜，并由此获得虎的力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结合。该铜尊出土时，器内装有经火烧过的玉石器残片、海贝和铜箔饰件等，说明铜尊入坑前曾作盛物献祭之用。
这件具有明显中原色彩的商代铜尊在安徽阜南等地也有发现，是从类型学上确定一号坑年代的重要标尺之一。
残长：43.4、宽：13.05厘米
三星堆遗址出土
这件器物系三星堆遗址出土。铜虎巨头立耳，张口露齿，昂首怒目，虎尾下曳，尾尖翘卷，一面微拱呈半浮雕状，光素无纹，另一面全身铸有虎斑纹凹槽，槽内由小方块绿松石镶嵌填充平整。铜虎前后腿部拱面有半环纽，应是用以套穿绳线或铜丝，以便悬挂。其造型以简驭繁，气韵生动，不仅说明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也表明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残长5.8、宽10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蛇系采用分段铸造法制成。铸件之间有铆孔，分段铸成后，再铆嵌连接成形。蛇体形硕大，颇具写实风格。身上饰菱形纹和鳞甲，头顶和背部有镂空的刀状羽翅，可能是表意其飞行功能。从蛇颈下和腹部的环钮看，估计是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神物膜拜的。
头宽7.7、残高17.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该器为B型铜龙形饰。铜龙大张其口，口中所铸上下两排圆孔表意“龙牙”，具有抽象化倾向;其上吻向后勾卷，与龙角构型之势贯通，龙角向前逸出，端部略向上提起急收，劲力内敛。S形长眼融构于龙角形式中，并延伸至角端，耳廓宽大。其整个造型与Ⅰ号大型铜神树圈座上的铜龙形象略似，但更富奇异荒诞之趣。
方座边长2.5、鸡长11.7、通高14.2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铜鸡铸立于“门”字形方座上。器座下端残缺，铜鸡或许原是某件器物的端部造型。从器座体量考虑，会不会有可能方座原先套接了铜质或其他材质的杖状物，铜鸡即“杖”首装饰呢?由于三星堆铜鸡仅此一件，缺乏参照，我们也只能作此初步的推测，到底铜鸡是完整器还是某件器物的附件，须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考古发现。
铜鸡系用范铸法铸造，尾羽丰满，引颈仰首，气宇轩昂。其冠、眼、喙、爪、羽毛等刻画工细不苟，神形兼备。就表现手法而言，这件铜鸡造型属写实风格，其与三星堆众多以夸张的、超现实的表现方式塑造的神像、神灵等器物的造型形成了鲜明对比，完全称得上是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此铜鸡表现的自非家禽意义上的“鸡”，而有更深沉的象征意义。铜鸡胸前特别铸饰有火纹，毫无疑问，这一颇为醒目的装饰符号与铜鸡内涵有内在联系。铜鸡或许代表的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鸡”、“神鸡”，正所谓“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件雄鸡的造型意蕴似表现了其在引吭高歌、呼唤日出，带给人间无限光明。
宽15.4、通高27.8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D型铜鸟。铜鸟立于圆座上。圆座顶微隆，腰部内凹处有四圆孔，下为中空圈足，估计铜鸟原可能是套接在某器物顶部的装饰物。鸟昂首向前，大眼尖喙，鸟身修长，两侧羽翅长及尾部与尾羽相并上翘。鸟背部铸饰的一支歧分三枝的立式羽翅，使鸟身原本较为平实的构型生出了几分奇趣。
宽19.2、高34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A型铜鸟。全器形式构成为流畅的“S”形。铜鸟双眼浑圆，鸟喙长而尖，羽翅较小，尾羽长垂。鸟冠羽硕大，有如一排迎风招展的旌旗，冠羽形式与冠羽形内的纹饰风格清朗婉丽，鸟头、颈与前胸所饰鱼鳞状羽纹及腿部外侧所饰卷云纹精细繁密，其与鸟体婉曲的构型形式相呼应，给人以典雅庄重之美。
通高40.3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全部鸟类造型文物中，这青铜大鸟头是形体最大的一件。出土时，发现其勾喙口缝及眼珠周围皆涂有朱砂。鸟颈部下端有三个圆孔，当作固定之用。此器可能是神庙建筑上的装饰物，也有可能安装于某种物体之上，作为仪仗用途的象征标志。
作为远古时代图腾遗存及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鸟与蜀族之关系极为密切。几代蜀王直接以鸟为名，足以证明这一点。而三星堆文物中众多的鸟形器物及纹饰图案，更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提供有力的实证。
这件器物的造型与鹰和鱼鹰颇为相似，或系蜀王(鱼凫)的象征?可能还具有蜀族族名、徽号意蕴?或许兼而有之?这些问题都有待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全器直径84厘米
二号祭祀坑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六个个体，经修复复原的2件太阳形器的直径均在85厘米左右，构型完全一致。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一件。
器物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作安装固定作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因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芒纹”的形式相似，器物正中凸起的阳部又与铜眼形器、铜眼泡构型接近，其整体图像特点也与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墓岩画及我国南方地区出土铜鼓上的太阳纹饰颇为相像，因之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的形式构成并不是太阳的象征，而是车轮：中心部分是轮毂，放射形条状物是车辐，外圈是轮圈。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多数意见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应即是“太阳形器”，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又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之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许多重器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及其他一些青铜重器上的大量的各式太阳纹饰表明，“太阳崇拜”在三星堆古蜀国的宗教文化中颇为突出。可以推知，商代的古蜀国已专门祭日的仪式，并当在古蜀国诸多祭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成都平原古族的信奉习俗，“太阳崇拜”一直延及东周。据《华阳国志》记载，末代蜀王族的号为“开明”，一般认为，“开明”词义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如《楚辞•天问》所谓“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耀灵安藏?”即是旁证。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四鸟绕日饰、铜立人像等，则正是商末至西周早期之间古蜀太阳(太阳神)崇拜的实物例证。作为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它们与三星堆同类器物前后衔接，为进一步研究古蜀宗教文化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
高7.8、宽4.3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器物构型为铜鸟立于铜花朵的果实上。鸟头上扬起三支冠羽，羽尖各穿一孔，显然是藉此表现冠羽尖部的彩纹。尾上翘，尾羽向上下各分三支，状如孔雀开屏。立鸟喙中所穿铜丝已脱落，估计铜鸟原也是挂饰在某一株小神树上的饰件。
A:长57.2、宽23.6厘米
B:长54.8、宽12.7～12.8厘米
C:长27.8～29、宽12.4～13.2厘米
二号祭祀坑
A型眼形器的器形为完整的菱形。眼形器整器四周为直边，呈斜坡形。中部眼球呈圆形凸起，周围下凹，使“眼球”显出“纵目”的视觉效果。其左右眼角处各起棱脊，布列于眼形器四角的小圆孔即是起安装固定作用的。
B型眼形器为两器一组，拼合则构成为菱形眼形器。其形制为菱形眼形器沿长轴方向剖开的二分之一，呈钝角三角形。周边斜平，中部凸起的眼球呈半球状，拼合后形成完整的眼球形状。
C型眼形器为四件一组，拼合为菱形眼形器。器形为菱形眼形器沿纵、横轴对剖后的四分之一，略呈直角三角形。四个单件合拢后，其间形成纵、横不同走向的“V”形沟槽。这种由四个单体拼合的眼形器以及B型眼形器到底与作完整菱形的A型眼形器有没有象征意义上或功能意义上的某种差别，现在还很难作结论，需作进一步研究。
宽28.2、高12.5、厚0.2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铜兽面属C型，造型较A、B型两型简略。兽面无耳，鼻部简化为无鼻翼的直线，与其阔口中部相连，其牙齿非铸出，而是用黑彩在口缝中直接勾画而成。兽面也是由一对夔龙相向构成，但其眼型与较A、B型兽面的眼睛表现形式迥然不同，其外侧眼角直达龙尾端，颇富逸趣。
宽23.4、高20.4、厚0.2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B型铜兽面与A型兽面相比较，不同之处在于该型兽面于颌下增加了一对相向的夔龙以承托兽面，龙构型为大眼、独足，头部向下勾卷，龙尾上翘急收，含蓄有力。加之兽面眼、眉及牙齿均涂饰黑彩，使其整体视觉效果显得更为神奇诡异。颌下夔龙亦特别突出眼睛，其与兽面大眼相呼应，强化了“眼睛”图像的宗教意义。
宽35、高21.2、厚0.2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铜兽面属A型，是该类型兽面中形制稍小的一件。兽面呈夔龙形向两面展开，龙尾上卷，长眉直鼻，夔龙形耳朵，双眼硕大，方颐阔口，呲牙咧嘴，形象狰狞诡谲。
通宽19.6、通高42.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是A型金面铜人头像。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用宽带套束，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发式风格。金面罩用金皮捶拓而成，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眼眉部镂空，制作颇为精致，给人以权威与神圣之感。一般认为，这种金面造像代表社会最高层地位的人，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并具有与神交流的特殊技能。
通宽22.4、通高45.8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是属B型的圆顶金面铜人头像。从铜像面部的凹线轮廓看，似面部本身已铸出蒙至头顶、仅留顶心的连体铜面罩。金面罩则系附粘在此面罩上的。这件铜人头像的金面罩极薄，仅存右额及左脸部分。人像脑后有一发笄，上下端均残缺。
通宽20.6、残高29厘米 一号祭祀坑出土
一号坑A型人头像(Aa型)。头部为子母口形，原套接有顶饰或戴冠，脑后发际线清晰可见。人像被塑成杏状立眼，蒜头鼻，高鼻梁。其双唇紧闭，似略带笑容，下颌宽圆，面部丰腴饱满。其整体造型线条流畅，表情温和恬静，是三星堆出土大铜头像中最具写实风格的一件。一般倾向于认为该头像很可能是古蜀国女巫的形象。
该像颈部以下被火烧残，出土时，头像内壁残留有铸成后未去尽的泥芯土，也就是内范(内模)的残迹，而其他许多头像内也同样发现有内范痕迹。联系三星堆遗址有类似坩埚的陶器出土看，这就表明当地已拥有大型铸铜作坊。
通宽10.8、通高13.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二号坑A型人头像。该像头顶较圆，面部戴有面罩，头顶盖和颅腔分铸。其脸形瘦削，刀眉栗眼，蒜头鼻，耳廓丰厚。人像头顶的辫绳状装饰可能是头戴的帽箍或是将发辫挽在头顶上，这与今天四川一些地方的人头上缠绕的头巾形式也相似。该像造型简洁明快，线条分明，面容朴实敦厚，体现出浓郁的地方土著风格。
通宽23.8、通高51.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是二号坑C型人头像中的戴发簪头像，系采用浑铸法铸造。人像整体造型优美，神完气足。其头型为圆头顶，头上似戴头盔。脑后用补铸法铸有发饰，似戴蝴蝶形花笄，中间用宽带扎束，两端有套固定发饰。人像面部特征为蒜头鼻，阔口，其眉毛、眼眶绘黑彩，耳孔、鼻孔、口缝均涂朱砂，原应为彩像。一般认为，这种戴发簪人像应比一般平顶头像所代表的地位高。
高15、宽20.7、厚0.2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二号坑Da型铜人面具。面部上宽下窄，前额两侧及下颌后缘各有一小穿孔。其眉梢上绘有黑色，原来的整体视觉效果当更加威武有神、更具威慑力。如前面提到的那件铜面具原为朱唇，可以说，三星堆铜面具“黑眉”、“朱唇”等涂彩手法的运用当不仅仅是追求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还应具有某种巫术文化内涵的象征隐喻作用。
高7、宽9.2、厚0.4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铜人面像出土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称它为“人面像”是因为这是一张采用面具形制表现的人脸。其上缘为“V”形，宽脸圆颌，粗长眉、大眼、尖鼻，阔口紧闭，其小耳耳廓较圆，耳垂有穿孔，虽很有可能是用来戴挂耳部装饰品，但从这件器物的体量分析，也不排除原系以绳等系挂物穿套耳垂穿孔，用以悬挂或绑挂附配在其他物件上的可能。比较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造型手法成熟的铜面具，这应是早期较古拙的形式。
面具高31.5、宽77.4、通高82.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额铸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其整体造型意象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在三星堆各类人物形象中颇显特出。一般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亦有认为“纵目”应是“竖眼”之意，即如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二郎神额中的眼睛，其形象可能是祖先神造像。或联系夔龙形额饰的造型，认为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宽8.2、高14.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人像为宽脸方颐，头发从前往后梳，再向前卷，发式颇具地方民族特色。耳垂穿孔，或原佩耳饰。其双眼圆瞪，正视前方，张口露齿，神态严肃。上身穿右衽交领长袖短衣，腰部系带两周;下身着“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人像作跪坐姿势，双手抚膝，手腕带镯，足上套袜。有学者根据人像所穿的在古代一般为贫贱者才穿的“犊鼻裤”，认为其为奴隶像。就“跪坐”而言，是商周时期起居与供奉祖先、祭祀神天等正式场合的举止仪节，贵贱无别。就材质而言，青铜为当时的重要物资，不可能用来为社会下层人物塑像。这件人像不仅采用跪坐姿态，且带镯、套袜，显非一般身份，其神态气质所显示出的尊贵身份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雕跪坐人像相比，二者象征的地位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故我们倾向于认为该人像应有可能表现的是作祭祀祈祷的巫祝形象。
底座直径10 、座高5.3、通高15.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此器由山形座和跪坐顶尊人像两部分组成，山形座座腰上铸饰扉棱，座上有婉曲朴雅的镂空花纹。人像上身裸露，乳头突出，下身着裙，腰间系带，带两端结纽于胸前，纽中插物。人像头顶一带盖铜尊，双手上举捧护圈足尊腹部。表现的应是古蜀国巫师在神山顶上跪坐顶尊以献祭神天的情景。因其胸部乳头显露突出，因此有观点认为该人像刻画的是古蜀国的女性巫师或女神。
人像虽小，却是极难求的珍品。第一，它是很完整的全身像;第二，尊罍是古代重要的礼器，但人们对于其具体使用方式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顶尊跪坐人像则为我们展示了“尊”这种器物在古代祭祀时的具体使用方式之一。从人像的造型上看，古蜀国工匠具有很高的造型能力，整个人像结构完美、比例匀称、美观耐看，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
全器残高40.2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人像仅存上半身，估计是在入坑前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时被有意火燎及砸损所致。人像体态端庄，神情冷峻肃穆，两臂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双手皆作执握中空的手型。其所穿对襟衣纹饰精丽，且腰间系带插觹，整个构型和服饰符号元素的运用均力图表现人像的威武气质和着装的神秘华丽。推测这尊人像表现的也应是某种祭仪主持者的形象，其所穿之衣应是法衣。总体来看，人像造型及手势与大立人像相类，其手势的细微变化在于其右手大拇指并未与其他四指扣拢，且小拇指作略向外微翘状，其形式意味与后来道教法术的“捻诀”颇为相似，从手形来看，似乎原握有形制为外圆内方的“琮”这种礼器。造像最为引人注意的便是其奇特的兽首冠。兽首冠作昂扬取势，兽口宽扁，口部两侧各饰一太阳纹。冠两侧为兽眼，冠顶中部铸一劲拔的兽鼻，冠顶后部两侧铸呈外展开张之势的兽耳。兽首怪异莫名，显然是综合多种动物局部特征的复合型神兽形象。从兽鼻和兽耳的造型特征看，当是以意象手法仿拟大象的鼻与耳。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大量用以祭祀的象牙，二号坑出土的一件玉璋上也刻有以象牙为献祭品的图像，均侧面反映出古蜀人对大象的崇奉。由此看来，提取象的形貌特征以作为巫师顶戴的兽首冠之主要形式构成元素，完全在情理之中。古人重冠，冠具有身份地位的标识意义。兽首冠人像与大立人像头冠、体量等的差别，也反映出二者职司范围与权力大小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