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麟
谢家麟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一个文学修养很好的知名律师，曾与李大钊同志写诗唱和。日本侵占东北之后，全家被迫入关，定居北京。谢家麟在青少年时代，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迫切希望自己能对抗击侵略、振兴国家有所贡献。他在读初中时，就喜欢自己动手操作。无线电是他极大的爱好。他从矿石收音机做起，逐步发展到做单管机、低放、高放，后来又发展做发射机。为做无线电设备，他时常是废寝忘食。
谢家麟1938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在大学四年级上学期，爆发了日美战争，日本侵略者入驻并关闭了燕京大学。他辗转到了内地。当时凡从敌占区来的学生，都可选择内地大学借读。由于受“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他转到武汉大学航空系。半年之后，觉得该校当时缺少实验条件，学习偏于空洞，又回到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物理系。1943年在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后，到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桂林总厂的研究室工作。
1947年，谢家麟赴美留学，194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1951—1952年在奥里根大学任教。1952—1953年在斯坦福大学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室进行研究。1953—1955年在芝加哥任直线电子加速器建造负责人，负责医用直线电子加速器的研制和建造工作。在建造过程中他解决了许多特殊的、无例可循的设计和调试的问题：如加速器尾端全反射产生的驻波对粒子动力学的影响；将尺寸为毫米级的加速后电子束均匀地扩展为几十厘米的方法；设计可旋转的散焦的磁铁输运系统；解决在复合辐射场下不同能量的中子、γ射线和电子的测量和控制；高能电子50%致命剂量的测定等。经过两年的工作，他领导研制成功了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直线电子加速器，当时在芝加哥报纸上有大篇幅的报道。该加速器运转了约30年，直到80年代才退役。
谢家麟1955年回国。早在1950年，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谢家麟就打算立即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只是在导师的劝说下才继续学业。次年，在取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后，谢家麟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归国的客轮。然而就在轮船中途停靠檀香山时，却被美方无理扣留，美国以“交战国掌握与军事资料有关的技术人员不得离开美国”为由，将其遣返美国。1955年，他又收到美国当局的通知：要么加入美国国籍，要么立即回中国。谢家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就这样，谢家麟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那时，谢家麟在学术上已有一定的成就，继续留在美国能取得更多成果，为什么要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呢?他在一篇当年登载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上表示，在美国取得科研新成果只是锦上添花，而回国工作才是雪中送炭。的确，谢家麟回国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前原子能研究所)任室主任、加速器部副主任，“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师，高能物理所副所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课题负责人，中国加速器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他前后承担了三项规模较大的科研工程。
第一项大型科研工程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领导研制成功了我国脉冲功率最大的速调管和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的加速器，均获全国科学大会的重大贡献奖。在研制过程中，他考虑到这个工作包括多种复杂的尖端技术，而当时国内的情况则是在旧中国极端落后的基础上现代工业刚刚起步，西方对我禁运，苏联对我保密，要用的许许多多的器材无法获得。任务十分艰巨，他形象地比作如要吃馒头，得先种麦子。要做加速器还要做世界上脉冲功率最大的速调管来产生微波；还要做性能指标超过工业部产品几十倍的调制器来做速调管的电源；还要做调制器的关键部件脉冲变压器；还要做脉冲变压器铁心的绕制、镀膜机；如此等等。不但工作量巨大，更重要的是它们有许多我们还未掌握的关键技术。大功率速调管在几十万伏高压下工作，最初是高压击穿关；解决之后产生了微波，又出现了微波输出窗击穿关，每次击穿，管子都会暴露大气，在分析原因、改进设计之后，要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才能恢复试验。他由衷感谢那时刚由大学毕业与他合作的青年同志们，他们的无私奉献、百折不回的精神和对他的信任与支持，终于使这台加速器在1964年建成出束，当即投入国防使用。
这台加速器建成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体现了自力更生、科学促进工业的思想。事实上，它也是我国高能加速器的预研，为后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顺利建成奠定了人才和技术的基础。谢家麟认为，推动加速器事业在我国的发展，人才培养是根本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期，他还在清华大学任兼职教授，讲加速器课程；并在中国科学院电子所讲授速调管课。后来他与合作者赵永翔出版了《速调管群聚理论》一书。
第二项大型科研工程是高能加速器的建造。在“文革”末期，我国开始了一个以建造50GeV质子同步加速器为中心任务的“八七”工程，他被任命为加速器总设计师，领导设计工作。后因多种原因改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从1981到1986年，他担任对撞机技术领导(后任工程经理)。这是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中的第一个重大项目。他在这个岗位上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在设计工作中对决定对撞机性能的一些物理参数做出决策，如储存环磁铁的孔径，高频加速系统的频率，电子的注入能量，正电子的产生能量等等；在几个大系统中确定少数必须进行预先研究的项目；调整各大系统在总经费预算中的合理份额和提出保证工程进度的技术措施。
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工作人员的奋力拼搏下，对撞机终于在1988年顺利建成。它的亮度是美国同类机器的4倍，证明了设计决策的正确性。现已用它完成了几个重要的高能物理研究课题，其中陶质量测定是1993年世界上最重要的高能物理成果之一。从此，我们在国际高能物理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其他国家享有平等的伙伴关系了。另外，在建器之初，设计中就强调了“一机两用”的考虑，结果它产生的同步辐射，为多种科学技术领域所使用，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该项科研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谢家麟在获奖人员中排名第一。
第三项大型科研工程是在红外区工作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自由电子激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常规激光完全不同，它是利用加速器产生的电子的康普顿散射的原理工作，具有波长连续可调、短脉冲、高功率等特点，有十分重要的科研和生产应用的潜力，被称为第四代的同步辐射。因此，世界上科技先进国家纷起研制。但它对电子束品质的要求远远超过了一般加速器所能达到的水平，国际上建成的装置中只有大致半数可以出光。而波长愈短，难度也就愈大。北京自由电子激光经过六七年的研制，克服了一系列的技术难关，终于在1993年建成，出光达到饱和，成为继美欧之后亚洲的第一台红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说明我国在这个领域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开展应用之后，必然会对多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获1994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谢家麟院士是第一获奖者。
40多年来，谢家麟通过加速器有关领域的研究，设备建造和人才培养，对我国实验物理、加速器物理和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谢家麟院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知识渊博的学者和平易近人的领导。现在，他虽已步入高龄，但他仍在积极地进行科研工作。他的信念是：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学习、探索和进取。他说：“在研究工作中每一点滴的奉献，都使我得到莫大的快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是我用以自勉的座右铭。”
2012年2月，谢家麟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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