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贤榜
1928年12月中旬，阮贤榜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秋，阮贤榜调任为少共鄂城县委书记。阮当时非常向往参加红军，曾多次向党提出要求，但未获批准，他就在地方上安心地工作，动员广大的青年干部到红军中去。
1933年冬，阮贤榜调到少共道委担任组织部长。1934年初又调到北路指挥部负责青年工作，经常带领士兵，出生入死，打击敌人，屡建战功。1934年秋，又由北路指挥部政治部调回到道委机关工作。
中共黄沙区（原称大永区）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阮贤榜担任少共区委书记，负责儿童团工作，领导儿童团站岗放哨、送文件报刊、监视奸商活动、禁止吸运鸦片、禁止-、禁止娼伎活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等，尤其是在捣毁神像、捉土豪游乡的斗争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1936年，红16师交给阮贤阮贤榜榜110名伤员，除20多名轻伤员被军分区接回外，其余由阮贤榜带入深山，后被敌军困在山上，阮贤榜决定由县委组织部长带领30名轻伤员突围，他带领40多名重伤员沿深山老林向八排山转移，经历了许多艰辛，阮贤榜带领40多名重伤员来到八排山，和县委组织部长带领30名轻伤员会合，组成了一个游击大队，他任政委。这支部队只有两支短枪，但坚持了游击斗争，最终回到湘鄂赣东北特委。
阮贤榜后任湘鄂赣军区-部部长、新四军第一支队营教导员、团政治处特派员、第四支队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营教导员、2师4旅团政治处副主任、淮南军区团政委、4旅团政委、华东野战军2纵4师12团政委、团长、5师参谋长。参加了鲁南、孟良崮、渡江等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阮贤榜先后担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部部长，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二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特派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兼总书记，特务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二师四旅十二团政治处副主任，淮南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第三团政治委员、第四旅十二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阮贤榜先后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师十二团政治委员、团长，第五师参谋长，无锡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南军区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1947年阮贤榜任华东野战军2纵4师12团团长时，参加讨伐郝鹏举战斗。12团与敌在白塔埠镇前形成对峙，师长朱绍清打来电话，要12团撤出战斗。阮贤榜觉得夜间有把握攻下白塔埠镇，且白天撤出战斗伤亡较大，向朱绍清提出天黑攻下白塔埠镇后才撤出。纵队司令员-同意了他的意见，并要纵队副参谋长吴华夺用电话专线与阮贤榜联系。夜间，12团激战4个小时，全歼敌集团军总部机关、第4师和警卫团、骑兵团等部，俘敌数千人，活捉了郝鹏举。
孟良崮战役中，12团担任攻击高举山，守敌为国民党军83师一个美式装备加强营。师长朱绍清命令阮贤榜100分钟内打下高举山。阮贤榜带两个营，每人带8个手榴弹，在暗夜中摸到敌阵地前沿，用集束手榴弹杀伤大量守敌，并打退来援之敌，仅用70分钟边拿下高举山。建国后，任苏南军区参谋长。
195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12军副军长、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5年，阮贤榜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策划支持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军区所谓的黑材料和揪省委书记陈伟达为借口，纠集了一千多名造反派第一次冲进了省军区司令部大院。12月24日，浙江大学造反派派出张根生等六人赴京向-告省军区窝藏黑材料，窝藏当权派。
对于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林彪在1966年12月27日发出了《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说：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屏同志电报向林副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五点半，林彪同志指示：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同一天，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批示道：“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1967年1月2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给省军区打来电话：浙江大学张根生等六人，去年12月30日到达北京，向-告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的状，说龙潜干涉地方文革，窝藏省委黑材料和省委负责同志等，军委答复三条：一、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揭浙江省军区的问题我们欢迎；二、浙江省军区有错误就要认真检查；三、责成南京军区派人到浙江省军区共同商量解决问题。”
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谈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0指示，要求当局将-子弟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的行动，中央予以支持。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的恶例，特别是一月二十六日事件，又在-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激起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进驻军区大院，其责任应主要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某些领导人来负。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中央对在上述斗争中，一切负伤和受辱的同志，不论事出何处，一律表示同情和慰问。伤的应予治疗，受损失的应予赔偿，如果查出有幕后策动群众斗争群众的主使人应予以严办。为迅速平复这一事态，以利于无产阶级文革的进行，中央特派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同志陪同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丁钧同志前往杭州，会同浙江省委和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负责查办此事，及其有关问题，并将结果报告中央批准。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为主任，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为副主任。省军管会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疏通运输渠道，在-的环境下起到了控制局面的作用。但是省军管会在“支左”问题上意见相左，步调各异。南萍、陈励耘指责龙潜和省军区搞“二月逆流”，致使一些群众组织到省军管会驻地大院--。8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南萍被任命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龙潜和阮贤榜不再担任军管会领导职务。
1969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钱钧、省革委会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及陈德先参加了会议，会后阮、李、罗留在北京作检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
阮贤榜后担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指挥部队参加淮北抗洪抢险。
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78年4月光荣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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