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师
高伯师生于清贫之家，祖父和父亲以教私塾为业。伯师幼时学习刻苦，发愤图强。l7岁因家庭困难而辍学。为谋生计，经人介绍到京畿国民革命陆军第一师军医院充任司书，两月后转入该师卫生人员训练班学习。民国11年(1922)5月卫训班迁南昌改为江西督办公署军医补习学校。13年(1924)毕业，次年在第三师做军医。从此，他一直从事医务，随国民党军队南奔北徙，历任医务长、少校军医、一等军医佐、军医主任等职。
民国28年(1939)，高伯师随十八陆军医院来宁强任医务长，后兼任宁强中学校医及卫生教员，一边救死扶伤，一边传播卫生知识。他不但精通战地医疗技术，且善治疑难病症。军医院不设妇产科，也不收治非军人病员，但只要有求于他，从不推辞。妇女有难产无法手术者，他能用药物使之转危为安。北街有一姓寇的患者，一条腿患恶疮溃烂无完肤，多方医治不愈，危在旦夕，求治于伯师，他当机立断，截掉病肢，患者性命得以保全。
民国33年(1944)8月，伯师辞去公职，定居宁强，在县城新市区开办惠民诊所，推广西医西药，济世活人。时县境各地乡绅慕名而来，请求伯师在县内巡回医疗。伯师不畏山高路险，生活艰辛，慨然允其请，短短几年时间，跋山涉水，披星戴月，足迹几遍全县集市乡村，诊治的病人不计其数。
伯师不仅医术精湛，医德兼优，行医不分贫富贵贱，均以治病为先，在民间名望日著，颇受民众爱戴。巴山石羊栈一农妇患眼疾，家贫乏资治疗，几至失明。他主动收留在家，由妻照料起居饮食，精心调治，直到康复，分文未取。照他的话说：“恨病要如金刚怒，治病更须菩萨心。”
解放后，本县筹建县人民卫生院（后改为县医院），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县领导动员伯师到卫生院主持工作，他欣然允诺，并将自己诊所的医疗器械、药品廉价转让给卫生院。从此，他更加满腔热情地奉献其内、外、儿、妇各科深湛的医疗技术，治愈许多疑难病症。50年代肺结核治愈率极低，人们谈痨色变，经他回春妙手，将许多肺痨患者从死神魔掌中救出。
伯师在医院，先后任代理院长和院长之职，但因家庭子女多，负担重，生活颇为清苦，可他从不向组织申请救济。50年代中期，汉中一家医院要调他到那里工作，由于他为山区人民的卫生事业奋斗终身的强烈愿望，以辛为乐，以苦为荣，而对其婉言谢绝。
伯师善于培养年轻人。对医疗经验、技术不保守、不垄断。每次医院调进大中专毕业生，他都愿意传、帮、带，毫不保留地把经验、技术教给他们，使之逐渐成为业务骨干。由于他勤勤恳恳，工作出色，1962年被选为宁强县第三届人代会和陕西省第三届人代会代表。
1966年，“文革”的恶浪袭来，伯师被打成“-”，撤销一切职务，连医生最起码的行医处方权都被剥夺，令其给医院扫地、洗痰盂、干勤杂活，还经常挨批斗，甚至游街示众，小儿也被“造反派”枪杀，身心受尽残酷折磨。但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认为干勤杂对人民也是一种奉献，依然任劳任怨，默默地、勤勉地埋头苦干。
1972年，伯师恢复工作，任县医院医务组副组长。1978年至1982年任副院长，更加勤奋工作。他不分上下班，每天接待完病人方才休息。这期间，他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
1979年后，高伯师终因年迈体衰，积劳成疾，心脏病日益加剧。党政领导非常关心，专车护送西安治疗。省政协尽力协助，为他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并长期安排专人照料其生活。伯师对党和政府的关怀感激于肺腑，曾表示死后要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县医院，用于生理解剖，为医疗服务，真可谓鞠躬尽瘁，死犹不已。1991年11月29日伯师不幸逝世，县医院为其举行隆重追悼大会。12月1日，其灵柩安葬在县城西南之凤凰山革命公墓，数以千计的群众自动前往吊唁、送葬、立碑、垒坟。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宁强县人民有口皆碑：高伯师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宁强人民的好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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