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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高

  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公元前227年,荆轲于易水之上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而后告别诸人,西入虎狼之国,去刺杀暴君秦王嬴政,成为万古流芳的侠士。无独有偶,时隔28年,柏人城又发生了一起刺杀汉高祖刘邦的案件。主谋者便是闻名天下的贯高。
  一
  汉高祖七年(前200)冬,刘邦带兵北击叛乱的韩王信,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十二月,刘邦归途路过赵国(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赵国国王张敖,是张耳的公子,刘邦的大女儿鲁元公主的丈夫。当时张敖见皇帝岳丈到来,按子婿礼数接待,毕恭毕敬,非常周到。不料刘邦痞子脾气大发,他箕踞而坐,肆意漫骂赵王。赵国的相国贯高、赵午等人,都是当年张耳的旧臣,而今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见此情景,异常愤怒。他们对赵王说:“请为您杀了他!”张敖听后非常惊讶,急得咬住自己的手指头,直到出血。他说:“先生为何说这种错话!当初我父-,依靠皇上得以恢复,皇上的大恩大德泽及子孙,我又被封为赵王。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皇上所赐,希望先生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贯高、赵午都说:“是我们的不对。赵王您是长者,不背叛对自己有恩德的人;而我们臣下执于道义,不愿受到侮辱。现在皇上侮辱我王,便是侮辱我们,所以想杀他。此事决不牵连于您。事情成功归您,事情失败,我们自己接受惩罚!”
  汉高祖八年(前199)冬,刘邦带兵到东垣(今河北正定南),攻打韩王信的余部,班师回长安时,南行经过柏人城。贯高得到消息,预先在馆驿的侧室藏匿杀手,准备刺杀刘邦。
  正当刘邦想要住宿的时候,心里有些扑腾,就问:“这是什么县?”有人回答说:“柏人。”刘邦说:“柏人者,迫于人也。”意思是说,柏人,就是被人制约胁迫,于是不宿而去。此次刺杀,并未成功。
  二
  次年十二月,贯高的仇家了解到他刺杀皇上的计划,向朝廷举报。刘邦下令,逮捕赵王和谋划刺杀的人。紧急时刻,赵午等十几个人争着要自杀,承担责任。贯高愤怒地骂道:“谁让诸位这样?赵王并未参与此事,现在皇上却连赵王一起逮捕了。你们都死了,谁来证明赵王没有谋反呢?”
  刘邦命人把张敖装进囚车,押解长安。并且下令:赵国群臣宾客,有敢跟随张敖的,一律灭族。贯高与宾客孟舒等十余人,都自动剃光头发,颈上套上铁环,像犯人一样,作为张敖的家奴,跟随囚车去到长安。
  审讯的时候,贯高说:“我们几个人自己要刺杀皇上,赵王并不知情。”此后,贯高被鞭挞数千下,锥子刺,烙铁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始终不再说话。
  吕后看不过去,几次对刘邦说:“张敖由于公主的缘故,不可能参与刺杀皇上。”刘邦不听,还生气地说:“如果让张敖据有天下,想娶谁就娶谁,难道还少你的闺女做老婆吗?”
  廷尉把贯高的供词汇报给刘邦。刘邦说:“贯高真是壮士。谁了解他,能够在下面以私情询问一下有关情况呢?”中大夫泄公说:“贯高是我的同乡,我熟悉他,这是赵国讲求道义、不背其主、坚守信用的人。”
  刘邦让泄公去见贯高。两人见面后互致问候,像平时无事时-样欢洽。泄公问:“张敖参与了刺杀计划没有?”贯高说:“按照人之常情,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现在我的三族都要定为死罪,难道我爱赵王胜过爱自己的亲人吗?赵王确实没有反叛皇上,只是我们下面几个人想刺杀皇上。”于是详细讲了事情的经过,说明张敖并不知情。泄公把情况汇报给刘邦。
  公元前198年正月,刘邦赦免赵王张敖死罪,降级为宣平侯。刘邦认为,贯高品德高尚,让泄公传话给他,说张敖已经放出,你贯高也被赦免了。
  贯高高兴地问泄公:“我们赵王真的放出来丁吗?”泄公说:“是的。皇上还认为你是有才德的人,所以也赦免了你。”贯高说:“以前我所以坚持活下来,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证明赵王没有参与刺杀事件。现在赵王既被释放,我的责任已经尽到,死去也不遗憾了。何况,作为臣子而有篡弑之名,还有什么脸面再去侍奉皇上呢?纵然皇上不再杀我,我心里能不愧疚吗?”于是仰面自刎而死。
  在刘邦看来,张敖的臣子和宾客都是有才有德的人,便统统任命为诸侯王的相国和郡太守。
  三
  对于贯高的侠义行为,司马迁说,当时就“名闻天下”(《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
  后汉荀悦则评论道:“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资治通鉴》卷12《汉纪》4)。他是站在维护封建皇权的立场上作出评价的,露骨而极端。
  宋代司马光评论道:“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者,贯高之罪也”(同上)。他既批评刘邦骄慢,又批评贯高狠戾而不听劝告,各打五+大板。他批评刘邦,也是为了使后世为君者引为鉴戒,因而他的出发点,也在于维护封建纲常。
  相比之下,只有司马迁所记的“名闻天下”,反映了当时民间老百姓的态度:谴责皇上倔傲无礼,肯定刺杀事出有因。
  贯高知耻而勇,面对侮辱,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上的侮辱,也敢于出手抗争,可谓个性张扬。为坚持实事求是而偷生,肩负道义,敢负责任,活得诚实。他循守礼法,不贪恋富贵,可生之时而求死,死得慷慨仗义。正由于此,他在当时才闻名天下,后世仍然被人称道。
  1937年5月,正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张元济(1867-1959)出版《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书中选录《贯高》一篇,对贯高九死一生,忍受无数酷刑,仅是为主人辩诬,一旦达成目的,立马就死,决不苟且,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贯高与公孙杵臼、程婴、伍尚、豫让、聂政、荆轲等人一样,都是勇于就死、舍生取义的英雄,体现了高尚的人格。又说,“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当然,今天我们对人格的理解,与前人已有很大不同。战争年代的无数先烈,现实社会中舍生忘死、一心为他人的人物,都体现了高尚的节操、伟大的人格,都应成为我们效法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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