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龙湾汉墓群
这些汉墓，因坟堆高大(高约六米，直径二十米)与古战争中的粮囤极为相似，所以，当地人一直称其为“假粮堆”。据说，过去洋河北岸，东起阳门堡，西至北沙城，曾有这样的汉墓堆近百座。但因其历经风雨苍桑，并受河水冲刷、侵蚀及人为破坏，到一九四0年只剩下十三座了。一九八二年河北省文管所立碑，该墓群正式列为“省重点保护文物”时，这里仅存有汉墓七座了。
北沙城汉墓群虽然沉睡了千百余年，但由于这里过去文化落后，多年来却一直鲜为人知。一九二九年，几座靠洋河的墓堆，被水冲毁，露出一个铜盆、铜坛。有人认为这是南北朝檀道济伐北魏的遗物;也有人认为是辽金时代的陵墓殉葬品。直到一九四一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该墓掠夺性的挖掘考证后，人们才知道，这是汉代古墓群。
“日本考古队”对我县北沙城汊墓群的挖掘考证，是在深刻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那时，怀安、万全两县合并称万安县，归伪蒙疆政府管辖，为日军占领地。日军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不仅疯狂掠夺我县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肆意掠夺我县的文化财富。四一年春，在伪蒙疆政府的资助、日本驻大同石佛保存协赞会的主持委托下，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小组亲自现场作业，对我县北沙城汉墓群，开始了所谓的“发掘考证”。参与这次挖掘的日方人员，有日本东亚文化研究所成员：水野清一、长久敏雄、北野正男、羽馆易、冈崎卯一等。有日伪在北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小野胜年;张家口市日伪政府的小林知生、稻生典太郎;日伪蒙疆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石佛保存协赞会佐佐木敬介;万安县参事官上田勤在古墓开始挖掘后，也分赴现场。
九月二十五日，日方考古小组带足必备物资来到老龙湾。各方人员先后到齐。日方设营于老龙湾村中央何姓家的一幢新房子内，由张家口刘某为炊事员。挖掘前，日方考古小组对古墓群做了现场勘测及方案设计。九月二十九日，正式破土挖掘。
古墓的挖掘是在京包铁路以南，洋河北岸约十几米宽的台地上进行的，这里共有显露的堆形古墓十三座。墓间距离四至五米，墓堆一般呈方菱形。仅存的十三座古墓中，大部分因多年风蚀、雨浸、水刮被损坏。只有少数几座尚保留完好。日方考古队选择了其中较完整的五号、六号、七号三座古墓进行了挖掘。分别由冈崎负责挖掘五号墓;小林稻生负责挖掘六号墓;小野负责挖掘七号墓。十月四日至十月七日，三座古墓的挖掘相继接近墓葬品。羽馆易、长广敏雄、北野正男又先后协助挖掘测量。直至十月底，三座古墓的挖掘和出土文物检点事项，才全部进行完毕。前后，历时三十八天。日方平均每天逼使当地农民约三十余人，(多则五十人，少则十人)共计五百人次挖掘土方。当天，日方考古小组成员羽馆易对现场作了拍摄。十一月一日，日方开始对古墓填土复原。每日动用民工八十人，十一月三日，回填结束。其时，正值日本明治节，日方请道士在墓前作了谢土仪式，以保在古墓挖掘后平安无事。
“日方考古队”在挖掘古墓时，还对北沙城旧址部落台地<今北沙城东)，做了简单的实地考查。测量出土城壁南北长二百米，高约四、五米。东西城壁因河水冲蚀已损坏不全。并庄古城址附近，被昔日几易河道的洋河水冲刷的断崖上，一米厚的包含层中，找到了一部分与汉墓文物大至同期的古文物。
日方在这次汉墓挖掘中，出土了大批的珍贵历史文物。其中有青铜凤龟脚博山香炉、环耳铜鼎，铜盂、盘洗、兽环铜钫、鸟嘴锥斗，甑釜、青铜篦;有盖扁壶、铜盘、漆器奁镜、照明重圈镜、峰钮星云镜、墓镇，丸底壶、甑浅钵、青色耳当、琉璃制品。还有绳纹玉瓦，粗质无纹灰陶丸底壶、还耳瓦壶、铁刀、铁锹片。以及一些已经被废弃了的汉代野菜、谷物贮藏窖，用于存放死者遗物。
从北沙城旧址0土的古文物，有汪钵、深钵、高杯、同心园纹瓦当等。
此外，在汉墓的竖穴包含土层中，还发现了对研究我县原始社会时期，古人类居住、生活的文化历史，具有十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如新石器时代的红陶片、石屑、斧、石石钊、贝制利器等文物。
根据日本在东亚考古协会，一九四一年编著出版的《万安北沙城》一书中的记载，可以认为上述古文物大至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汉墓埋葬品;第二类为古城聚落址灰陶系遗物;第三类为同时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红陶系遗物及其石器。
分析这三类文物所处不同时期的文化历史特征，可推断出我县汉代以前的文化历史脉络。即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延水河畔北岸(现洋河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已经有了由黄河中上游迁徙至此，并安居乐业的汉族红陶文化人了。这时的红陶文化人是由彩陶文化入刚刚过度演化而来。又经过数百年后，到了秦汉时期，汉族红陶文化人逐步发展演化为灰陶文化人，生产技术、文化水平已经比较发达。这些汉族文化人的后代仍在此居住、生息、繁衍，直到处于原始社会并以畜牧为主的鸟桓、鲜卑两个少数民族内附汉朝，定居于此，这里逐渐成为两族领地及势力控制范围后，汉族农民才退居长城以内。于是这里昔日一片繁荣景象的边陲地带，也随之日渐凋敝。
从汉墓竖穴包含层中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彩纹陶器、石质，贝制利器等遗物，以及竖穴式房屋居住的构造，可以知道，这里红陶文化人带有明显的彩陶文化末期的特征。他们在此大约生活了千百余年。
从汉墓出土的青铜器、铁器、兽骨、灰陶器、五铢钱币及野菜，谷物贮藏窖也都可以说明，墓主属灰陶文化人，大至生活在战国秦汉时代，过着定居的手工、农耕生活。他们播种五谷，饲养六畜家禽。居住形式也由地下竖穴式转变为地上建筑住宅式。生括中发现了各种不同功用的用具。如盛具，盘、碗、豆盂壶，瓮等灰陶系器皿;灶具，甑釜;奁妆具，漆镜等;农耕具，铁锹、刀之类的铁制工具。这说明当时的灰陶文化人已进入了铁器时代。制陶业也已相当发达，他们已掌握并具备了大批制陶的技术和烧窑设备。汉字文化已在这里普遍使用。这里已出现了商品的货币交换，原始的工商经济雏形初步形成。这些都足以证明，秦汉时期，这些汉族文化人至少在此生活居住了数百余年。
从墓葬品及其墓穴的营造形式和规模，还可以看出，墓主生前是与郡县官衙有关的人，存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墓主为使自己死后，能向生前一样生活安逸和快乐。丧事办得极为奢侈。木椁及随葬品全部按生前的生活习惯，精心布置和安排。由此说明当时盛行厚葬风，封建等级制，及其汉代郡县政治也有所渗透。
此外，可以推断出的郦道元的“水经注”关于战国七雄时期，燕人，秦国的丞相蔡泽(号岗城君)所居住的城址，就是现在发现的北沙城旧址，大致与史书记载相吻合。这也证明汉代前，这里的文化历史从未有过间断。
日本考古队对我县古汉墓群掠夺牲的挖掘，虽然使我县古文物遭到了空前的劫难，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这些沉睡于地下千百年的宝贵文物尽早得见天日，并在书上作了详细记载，也不无一定的积极意义。我们不仅可以从日方考古书中的记载，认识到这些古墓的真实面目，而且还可以找到古代人类居住生活发展的文化遗迹，从中感受到我们华夏祖先在此生活的脉搏。它对开阔后人的视野，向往未来，填写我县史学之空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出土的大部分古文物虽已去向不明，但我们仍能从日方出版的《万安北沙城》一书中国的一些照片里，领略到其中的文化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