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怀礼
怀礼出身中农家庭，幼年丧父，家境不太宽裕。7岁上小学后时有间断，1934年考入汾城第一高级小学，勤奋学习，学业夺优。其间，经历了1936年春天的红军东征，接受了新的革命思想，于同年12月加入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翌年1月组建了抗敌救亡先锋队，并担任了区队长。6月，省牺盟总会派共产党员王醒宇担任汾城县牺盟特派员，郑怀礼同志积极协助工作，使汾城县的牺盟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会员发展到近万人。
1938年春，汾城沦陷，县抗日游击支队上山打游击。怀礼同志率王云、柴树仁等抗日先锋队出城，主动收集情报，积极配合游击队打击日寇。3月20日，当他在洪济桥收集情报时，听说敌人在城内召开了群众大会，即随同群众入城，在明伦堂听了宣抚班长的讲话，当日急奔西山后野头向支队长胡西安汇报，受到胡的赞扬。胡西安让他组建情报组，并命令他担任组长。情报组建立后，以尉村为驻地，分头奔波于汾城附近及陈郭、柴寺、赵康、史威之间，每日早出晚归，把情报当天送给支队部，一天往返百余里，从无一人叫苦。
1938年5月，怀礼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参加了乡吉特委举办的训练班，学习期满后被任命为汾城县委组宣委员，后来又兼任了政卫二支队敌工股长、二一三旅敌工科长。1938年12月，县委书记廉怀德赴晋西南区党委学习，怀礼代理县委书记，主持县委工作两月有余。其间，经历了晋西事变，他领导未撤离的党员全部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汾城县的抗日活动搞得很好，因此，盘道成了乡吉地区抗日的根据地。新军政卫二支队和二一三旅的领导机关先后都住在这里。由于怀礼同志领导的敌工组织能及时、准确地传送情报，所以使部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群众，保护了党，也使部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晋西事迹后，汾城处于日、阎双重统治的-之下，地下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尤其是怀礼同志，当时就是“红头”党员。本应随军撤退，只因代理县书而未撤走。1941年农历5月初9，敌人终于向怀礼同志下了毒手，他在东彭村遭敌逮捕。当时，敌人先抓住房东周保太，进行拷打，问其要人要枪。怀礼同志闻声，自动从躲藏的棚上下来，大义凛然地说：“住手！我就是郑怀礼，有什么事是我的，与他无干。”敌人放了周保太，而将大牙手铐戴在了怀礼同志的手上，日猷曾田精一、翻译官孙本当场拷打怀礼，逼要党的文件和0，郑未交出，遂被带进城内，关入监狱。就在敌人押他入城时，留在他家搜查的伪军却搜出了手枪。这便成了怀礼同志的罪证。在狱中，敌人为逼其交出党的活动，对怀礼同志进行了多次严刑拷打，致使他两次昏死过去，怀礼同志紧咬牙关，忍受着酷刑，始终没有承认党的关系，没有出卖一个同志，保护了党的组织。经组织营救，怀礼同志于农历6月15日出狱。县委书记廉怀德与其谈话后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让其仍参加县委，分管敌工工作，与廉保持单线联系。同时批准他在必要时可以参加敌人的反动组织。从此，他以福田商店员工的身份作掩护，收集情报，跨入了国民党、参加了青红帮，变成了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
当时，敌工工作的任务有三条：即营救、掩护同志；提供活动经费；及时汇报敌情。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先后被营救的有李润生、宋澜、毛爱凤、牛振海、郑兴祚、赵秀夫、廉怀德等同志。通过张南轩为组织提供了活动的必要经费和奇缺物资；及时反映了日阎合流的内幕，使县委书记廉怀德能够在太岳日报发表《敌区见闻》的谈话，有力地揭露了敌人阴谋。
1943年9月13日，组织下达了撤退令，郑怀礼同志未能及时撤离。自此，停止他参加县委。后经批准，让其继续留下搞敌工工作，与贾士元保持单线联系。1944年6月13日，阎策动团长杨永贵对怀礼同志下了“见面打死勿论”的通缉令。幸亏我敌工人员牛振海报信，才使其迅速躲入盐店防空洞内，幸免于难。6月16日，党组织为营救怀礼同志，命打入敌内的李梦熊、贾士元同志将其装入麻袋，放在运粮专车上转移。出发前，怀礼同志将其弟的手枪交给贾士元，说：“为保障党的安全，路上发生意外时，请先把我打死。”怀礼同志到达太岳区后，向区党委检查了不服从调动的错误，并请求组织给予处分。同时把几年来积蓄的4两黄金、100块银元全部交给了党，经过区党委的全面审查，认为他当时虽未服从调动，但后经批准留下工作，期间完成任务尚好，故未给任何处分，遂让他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学习，后分配到中央搞地下工作。
1947年6月，郑怀礼同志调回吕梁区后，帮助汾城县公安局澄清了敌伪底子，检举了坏人，为维护社会治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之后，被分配到河津、洪洞、晋南地委、临汾地区文联等地工作，历任地委宣传部文教科副科长、文化局副局长、文联副主席、主席之职。
郑怀礼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历尽坎坷的一生。地下斗争时期，为了搞到敌人的情报，曾奉命参加过反动组织青红帮，跨入过国民党，打入过日伪特务机关福田商店。他被敌人逮捕过、拷打过、通缉过，然而这些又构成了他个人的所谓复杂关系。解放后，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曾因此而被开除过党籍，停止过预备党员资格，受过历次运动的审查，郑怀礼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一生坚信马列，热爱党，他说：“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郑怀礼。”他两次出党而不忧心，他积极工作又三次入党，这对没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他“走遍人生荆棘路，炼就无瑕足赤人”。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于1983年4月1日，临汾地区纪律委员会对他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撤销原给予郑怀礼同志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后补委员资格的决定，从第一次入党之日起，连续计算党龄”。此时，郑怀礼同志已是63岁的老人，完全可以离职休息，但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精神焕发，超期服役，继续为党工作着，在主持地区文联全面工作的同时，还亲自为襄汾县蒲剧团培养了“娃娃班”，改编了历史剧目《假金牌》和《青锋剑》，经导演排练演出后，搏得观众的喝彩。
1984年郑怀礼同志离休返里，仍在为革命发挥着余热。他是汾城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也是襄汾党史工作的积极支持者，为了党史工作，他对采访者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不厌其烦，而且常常翻阅资料，提供线索，撰写稿件，同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一起召开座谈会。他先后写了《我对汾城党史的回忆》、《回忆战争年月汾城敌工工作》和《汾城县城隍庙“炸弹案”见闻记》等重要文章。
郑怀礼同志一生艰苦朴素，刚直不阿，平易近人，礼贤下士。他近乎自嘲地总结自己说：“我这个人用四句话就能概括，叫做‘穿衣不讲究，花钱不数数，说话没分寸，爱吃红烧肉’。”实际上这正是对他个人的画像。看，他经常穿着老伴亲手做的圆口布鞋，大裆裤子，对襟布袄，他是厅局级干部，出门理应坐小车，但不管是去襄汾还是赴临汾，他从不要车，总是拄着拐杖，挎着背包，与群众一起挤公共汽车。1986年春，党史研究室在汾城南关召集过去干过革命、如今还在为民的老同志参加的座谈会，郑怀礼同志不仅自始至终陪伴到底，会后还能把这些老同志请到他家叙旧，热情款待，老同志无不为之感动。他不媚上不欺下，对错误的东西疾恶如仇、敢于批评；他热情好客，不管是上级、同级还是下级，凡是到他家的，都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毫不吝啬——这就是他“自嘲”的真正含意。
1988年4月20日，病魔夺去了郑怀礼同志的生命，然而，他那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风趣乐观、豁达开朗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人民的脑海里。他那敢说、敢当、敢做、敢为、光明磊落、正直忠厚的品格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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