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继英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偕光绪以及嫔妃、亲王、文武大臣千余人马仓惶出逃。途经太原时因感经济拮据，提出向省城金融界人士借银30万两。当时，贾继英任大德恒票号驻并主事。大德恒票号系山西祁县乔家 （闻名全国的商业金融资本“在中堂”）的“财东”，实力雄厚。面对外逃路上前途未卜的“西太后”开出的30万两银的借据，贾继英深信“自古以来帝王家不会短下庶民百姓的钱”，挺身而出，慨然允诺。后来，大德恒因“救驾”有功，甚得朝廷垂青。慈禧“回銮”后，传谕各地补交京饷，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存于大德恒，票号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贾继英因此而进一步得到老板的青睐，在山西金融界崭露头角。
1905年，清廷开设国家银行——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西交民巷，并在天津、上海、汉口、太原等21个城市设分行。贾继英被指定筹办太原分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贾继英出任太原分行行长。
辛亥革命太原光复时，贾继英已是山西金融界的头面人物。辛亥以还，大清银行倒闭，贾继英随之被阎锡山网罗。民国初年，省财政税收不归督军公署管辖，阎锡山只能领取督军公署编制内的饷项，在经费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掌握主动，阎锡山于1913年筹备成立了官商合营的“晋胜银行”。在阎锡山力邀下，贾继英出任晋胜银行经理。
由于贾继英经营有方，加上阎锡山支持，晋胜银行开办后，业务进展顺利。在此之前的1912年5月，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诒兼掌交通银行。梁士诒有意在山西物色一些票号人才，给他办理银行业务。贾继英办理金融的才能称誉三晋，因此，梁士诒积极支持由晋胜银行代理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
1923年，山西省银行的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阎锡山的金融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晋胜银行退还公私各股，宣告结束。贾继英主持晋胜银行，大刀阔斧，堪称得力。因此，时人传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才出了个贾俊臣。”
1926年，贾继英以晋胜银行的全班人马筹设“斌记五金行”，并出任经理。斌记属公营性质，行址位于太原的闹市区钟楼街，起动资本50万元，主要经营进口钢材、五金、电料、机器。与德商“礼和洋行”订有供货合同，凡兵工厂的原料，都通过斌记向“礼和”购买。后来，斌记在天津的办事处，通过“礼和”与多家外国洋行建立了关系。这样，其供应对象就不仅仅限于兵工厂，从而带有一定的对外贸易垄断性质。
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着手省政十年建设。为了重振山西金融，有效地融通资金，首先改组省银行，放弃“毛荒”的旧省钞，发行兑现新省钞。接着，又分别于1932年8月、1934年7月、1935年1月先后设立 “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晋北盐业银号”等三个专业银号，山西自成一体的金融体系由此形成。此后，为了与国民党中央实行的“币制改革”相抗衡，阎锡山在宣布四银行号发行的纸币也停止兑现的同时，宣称“为开辟造产途径，救济农工困难，并维持货币信用，保障人民生活基础起见”，以“山西省银行、晋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晋北盐业银号，共同设置实物十足准备库”。贾继英欣然受命，负责实物库的筹组。
按照阎锡山的意图，贾继英以个人名义派员到榆次、太谷等地，购买粮食和棉花。贾继英在经贸方面的胆识又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瞅准时机，大胆出手，仅以棉花为例，一次就对市面投放价款二三百万元。在当时市面死滞、周转不灵的情况下，这一大规模的购买，不仅没有引起市场混乱和波动，而且大大活跃了市场。因此，最初的实物准备都是以较低的行情成交的。
1935年岁末，实物十足准备库在一边购买粮棉，一边紧张筹组中宣告成立，阎锡山自兼督理，为最高决策者。实物库下设总管理处（亦称总库），贾继英被任命为经理。实物库成立之后，贾继英充分利用阎锡山所给予的特权：资金由四银行号按需要提供；与中国银行订立汇款合同，按一般汇率的四分之一，一月结算一次；与正太、同蒲铁路和省外的平汉等路订有优待合同；在买进卖出赚取差额的同时，承揽一些单位厂矿的代客采购事项和私商的委托代办货运业务，使实物库迅速地发展起来。据统计，截至抗战爆发，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实物库的物资及不动产达到1000万元以上。
抗战爆发前一年，贾继英预感到时局之岌岌可危，山西之不保，辞去实物准备库经理一职，赋闲在家。七七事变后，举家避难兰州。随即，由孔祥熙推荐出任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并兼在大西北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主任，以及甘肃省银行督办。
在投身于票号银行，成就于金融事业的同时，贾继英还涉猎实业，造福桑梓。早在1919年他就与时任山西省银行行长的徐一清等共同筹资创办榆次晋华纺织厂。之后，又先后入股魏榆面粉厂和魏榆电灯公司，并参与兴修故里的水利工程 “天一渠”。在兰州统揽各大银行的时候，他责成专业银行贷款，从资金方面支持山西人筹组甘肃矿业公司、兴建窑街水泥厂，安插相关技术人员，开发当地矿产资源。
1944年，贾继英因病逝于兰州，终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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