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
孙嘉淦从小家境贫寒。他利用劳动余暇，刻苦读书，掌握了大量知识。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忠言直谏
孙嘉淦在清朝雍正年间任职，享有正直名声。他敢于直言争辩，扶正祛邪。因此，也常受到打击。但他无论居住乡间，还是任职朝中，都能至诚待人，始终保持忠言直谏的品质，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官员。
清世宗雍正靠玩弄阴谋手段夺得帝位后，下令朝中大臣，凡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孙嘉淦在上疏中，针对雍正破孩自己的兄弟、大肆授官、无故用兵三事，尖锐地提出“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雍正接疏看后，非常生气，召集朝中大臣，传阅议处，说：“孙嘉淦原是这样一个狂生，决不能让他留在翰林院”。吓得诸臣都不敢说话。只有大学士朱轼回答了一句：“嘉淦确实是够狂妄，但他敢于直言进谏，为臣也很佩服他的胆略！”雍正想了想也说：“朕亦服其胆！”孙嘉淦总算没有受到处分，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
孙嘉淦为祭酒时，曾荐其弟孙扬淦为国子监丞。后来，他又负责对宋镐、方从仁等人的教育培养。当学习期满，引荐给雍正时，孙嘉淦说：“宋镐、方从仁都有教学，可委以重任。”当孙嘉淦有发现方从仁的所作所为名不副实时，于是又直方上疏说：“方从仁不怎么样，实在不值得使用。”这使雍正很生气，斥责他反复无常，欺蒙圣上，为此将他撤职，交给刑部治罪。刑部提出，孙嘉淦犯了欺上之罪，准备将他斩首。这时，雍正又对朝中大臣说：“孙嘉淦太憨厚，他有优点，就是不爱财。”又免了他的死罪，把孙嘉淦发落到户部银库干些杂事。
孙嘉淦出狱后，到银库服役。当时，执掌户部大权的是果亲王允礼。他一向认为，孙嘉淦是担任过朝中大臣的人，如今被罢免，到银库服事，一定瞧不起、也不会去干会计之类的小事，以后，又听到流言蜚语，说孙嘉淦为了收买人心，取得好名声，对收交的银两，一概不去核数。为了弄个明白，果亲王允礼亲自察访此事。他到银库检查，所查结果，同传说的完全两样。他进入库场，又看到孙嘉淦正和吏卒等差役人员在一起，不辞劳苦，又是记帐，又是搬运，还拿着秤一份一份细细地称。他所收得的银子，都集中起来固定地放在一个地方，取来复称时，没有丝毫差错。这件事传给雍正皇帝后，雍正愈加器重他。雍正十二年（1734年），任命他担任河东盐政。
多次上疏
孙嘉淦精于理学，曾以孔孟之学为纲多次上疏。高宗弘历（乾隆）于1735年即位后，孙嘉淦被召见京师，先以侍郎候补，后授吏部侍郎，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想到高宗初政，春秋方盛，乃上疏提出：“治乱之循环，职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怎样做到慎戒呢？他提出，“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接着他对“三习一弊”又详加论述。这些精辟的见解受到乾隆皇帝的赞扬，并将孙嘉淦的上疏当朝作了宣示。
三年后，孙嘉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当时京辅一带，酒禁甚严，尽管如此，违法的人还是很多。但是，地方官吏都不敢向上报告。孙嘉淦上任后，根据实情，上疏提出：“禁酒原在灾年，现处丰年，不宜再禁。造酒之物，本非朝夕所食，豆皮、大麦、谷糠、黍谷之类，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他又进一步指出：“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会倍于昔。会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乾隆接到孙嘉淦这份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的上疏，认为他的建议对民生确为有利，决定对禁令作修改，使酒禁较前有所放松。
为民雪冤
孙嘉淦不畏权贵，在办理民讼冤案上，也能坚持正道，政绩卓著，被人们称誉。关州有一疑案，多次派人处理，始终没有结果。乾隆特命孙嘉淦前去审理。他经过调查了解后，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受冤枉的十多人全部解脱了。以后，他一连处理多起被诬、被陷、被株连的冤案，都使其-大白，平反昭雪。
以后，他又致力于治理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先后任湖广总督、福建总督、左副都御 史、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
史家在为孙嘉淦作传时，对他的一生为人处事作了简要的概括：“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收。’用以自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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