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
王家屏出生于一个家道衰落、只能且耕且读的农民知识分子家庭。他天赋聪颖，才思敏捷，智力过人，13岁为秀才，29岁中举，明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他33岁时考中进土，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在史官予修《世宗实录》时，权臣高拱的兄长高捷任职江都御史，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王家屏不顾一些老朋友的劝阻，不怕得罪权贵 ，秉笔直书 ，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初年，王家屏担任修选，充日讲官，后升为待讲学士。
明代中叶以后，皇帝的朝讲经筵多流于形式，神宗皇帝对于这种典礼更待以儿戏。但是，每当王家屏开讲，“敷奏剀挚，帝尝敛容受”。万历帝钦佩他的博学多才和端庄气质，在众人面前称他为“端人”。王家屏的为人正直，行止端庄，还表现在他对宰臣张居正的态度上。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到十年，一直担任首辅，神宗非常器重，权倾朝野，谁要想得到高官，必先得居正垂青。就是这样一位显赫人物，王家屏也能秉公相待。张居正生病时，朝内大臣都去看望，有的还到寺院祈祷，奉迎至极，唯独王家屏没有前去。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群臣对他一反常态，倒张的浪潮甚嚣尘上，神宗也撤销了他生前的太师头衔，籍没其家产。但是，在这墙倒众人推、迎合上心的倒张浪潮中，而王家屏又能够秉公持法，对张居正给以正确的评价。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王家屏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不久，为吏部左侍郎兼东图大学土，辅助朝政。王家屏执阁六年，时间虽短，但给当时朝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贪权武断，“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 《 明史 》卷217）；他恪尽职守，秉公执法，“每议事秉政持法，不亢不随”；他注意处理同内阁诸臣关系，与同僚们和睦相处。
王家屏辅政之时，皇帝就是出名的昏君明神宗朱翊钧。朱翊钧深居简出，成天沉溺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大臣们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当时，官僚腐败至极，财政危机非常严重，军备弛懈，土气积弱，加之战争频繁，天灾不断，明王朝正经历着由强盛转入衰亡的时刻。在此多事之秋，家屏步入仕途，纵有天大本领，也挽救不了明王朝潜在的危机。况且，朱翊钧又是个恣意妄为、刚愎自用的人。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名隹）于仁向他上了“四箴”疏，说他“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论理，这“四箴”疏正切中了朱翊钧的毛病，但他容不得大臣们对他说三道四，震怒不已，非治其于死罪不可。当此之时，王家屏挺身而出，要代替于仁“伏罪”。他说：“思之于仁庶官也，于皇上之愆违尚能谏之，臣职亲于庶官，任专于辅导乃尚有所不知不谏。夫不知失职也，知之而不谏，失职也。安可独罪于仁哉？”（《复宿山房全集》卷四）在以王家屏为首的几个人营救下，于仁虽然被罢了官，总还是保住了脑袋。
根据明神宗的脾气特点，王家屏总结了一条“委曲已开导之，尽力以扶持之，至诚以感动之。其有不从，然后可以强谏力争”的进谏之路。他针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置国尽民贫于不顾，反而想方设法搜刮民财，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生活的情况，在给皇帝的奏疏中直言不讳地说：“纵欲败度其源在上”。他针对神宗皇帝不临朝讲，不做典礼，不发章奏、政事皆废的情况，上了“请御朝讲发章疏疏”，认为“堂陛之交所恃以存礼貌者惟有朝讲，军国之政所恃以集其谋议者惟有章疏”。他针对“武备积弛，士气积衰”的状况，提出了“治之以不治，款之以不款”的方略，主张“置其顺者，剿其逆者，去者不追，来者必拒”的战术。
王家屏作为一个有严重愚忠思想的封建士大夫，一心想重振朝纲，维护其封建统治。但是，他的“犯颜触讳、抗争偾事”，深深触怒了皇帝。为了明哲保身，王家屏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要求辞官回乡，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三月得到朱翊钧允许，告老回乡。晚年，他花了大量时间，收录整理自己写过的文稿，起名为《复宿山房文集》，一直留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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