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功
少年张俊功患有眼疾，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下地干活，所以只能从小拜师学“说书”。建国前，说书艺人被视为下九流，艺人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东方收了走东方，西方收了走西方。东南西北都不收，琵琶饿成空壳篓。”由此可见，当时说书艺人的生活非常艰苦。少年张俊功毅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艰辛的人生道路。自从来了共产党，说书艺人们才获得了新生。边区文协“说书组”改造民间的说书艺人，引导帮助他们编唱新书，修改旧书，歌颂向往新人新事新生活。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陕北说书变成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团结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的新型文艺形式，边区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在一批批陕北说书艺人的推动下，这门古老的艺术走向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1960年，张俊功进入了延安曲艺馆，由于他从小跟很多位师父学过说书，所以他的说书无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在韩起祥等著名说书艺人的指导和影响下，说书技艺日益提高。1979年5月1日，张俊功组织了甘泉曲艺队，并自任队长。这个曲艺队先后在陕北各地以及宁夏、甘肃、山西、内蒙等地说书。同年，张俊功曾应邀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投拍的电影《北斗》配说书音乐。张俊功成为一位在陕北地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受人欢迎的说书“明星”。
他不但继承了传统说书的一些特点，而且还扬起了对传统说书进行改革的大旗。在表演形式上，张俊功把坐场改为走场，把一人改为多人，自成一派。说书队伍的人数由传统的一人改为多人，人数一般有5到十几位，在这些表演者中间，其中有一位是主说。主说者有时会一人说到底，有时根据剧情需要会和说书队伍中的其他成员对答应和。一个庞大的、有男有女的说书队伍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尽己所能。
在陕北说书的内容上，张俊功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使传统说书的内容有了新扩充，说书题材发生了重大开拓。建国前的陕北说书内容一般为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演义、绿林好汉、才子佳人等，如《说唐全传》、《金镯玉环记》、《对鞋记》、《杨贵妃》、《杨家将》等80余部。建国后，说书内容多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反封建故事、歌颂共产党等等，如《翻身记》、《还乡记》、《刘巧儿团圆》、《王贵与李香香》、《改造二流子》、《破迷信》等等。张俊功自己编写了许多新书，有《一个存折》、《刘兰兰打酒瓶》、《新旧婚姻对比》、《反巫神》、《逛世界》等书目。其中《一个存折》曾荣获延安地区第一届曲艺调演创作一等奖，赢得著名陕北说书大师韩起祥的好评。张俊功还将一些传统的书目进行改编，使一些不合时宜的封建糟粕予以抛弃，如《武二郎打会》、《罗成算卦》等。无论是编写新书还是改编旧书，张俊功真正的目的是对听书的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宣传党的思想、政策、方针，活跃城乡文化生活。
改革伴奏乐队，除了传统的伴奏乐器三弦、拴板、蚂蚱蚱板等以外，还添加了二胡、笛子、板胡、小锣、电子琴等新乐器，使得乐器演奏和说唱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但如此，在张俊功的说书改革中开始招收女弟子入门，这些女艺人们在说书的队伍中有时扮演重要角色。
张俊功对陕北说书艺术表演形式、伴奏乐器、演员性别、演员人数、新书编排、人员思想等诸方面进行的改革，推动了陕北说书艺术更进一步向前发展。使得陕北说书人物角色分工更加明确，互相酬唱应答，有了身段及表情表演，并且讲究舞台风度，手、眼、身法、步等规范，初步有了戏剧表演的味道。新书的内容健康，积极向上，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和教化作用。张俊功老先生使得陕北说书艺术旧貌换新颜，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贯由盲人来表演的形式改为由视力正常的人来担任。在当代的陕北，年轻人学习说书不再是为了养家糊口、乞讨生活，而是为了学习一门民间艺术。现在陕北有许多说书艺人都有自己稳定的工作，说书成为他们的业余爱好或一种娱乐项目。
张俊功是陕北说书的一位改革者，一生致力于民间说书，是陕北说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是陕北说书艺术大师，陕北说书艺术创始人之一。二十世纪70年代，先后任陕西省曲艺家协会理事，延安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甘泉县三届政协委员。有人形容张俊功说书“一腔热血，化做三根琴弦；绣口一张，说尽千古往事。”张俊功的说书非常具有自己的特点，他记忆超常、嗓音清脆、模仿逼真、惟妙惟肖、说学逗唱、绘声绘色，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来源：中共横山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编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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