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
戴煌同志由于少年时代十分勤奋好学，酷爱文艺，深深地接受了民主主义文学的熏陶。参加革命后，他原本对革命的领袖和导师有着无限的热爱、无限的信任和十分虔诚的崇敬，但是，在1956年3月，当他听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的传达后，他的心灵被那强大的冲击波猛烈地震撼着。经过冷静思考之后，他认定“斯大林并不像过去宣传和想象的那么伟大，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质，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痛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他借用苏联这面巨大而神奇的水晶镜，来检验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类似的苗头。尤其是中国有无“-”，成了他诘难质疑的大问题。他从各个方面一一对照后发觉情况不妙，断定“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像斯大林式的统治那样，把全民族带入险象丛生的境地。”
紧接着，他由斯大林神话的破灭而引发的波兰、匈牙利流血事件，更加深了自己的忧虑。他认为：“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积极改革，我们也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决心履行一名0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于是，他从1956年11月份开始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想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时解决。
1957年初，他的信尚未写完，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以为中央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就在整风鸣放座谈会上，把一年多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托出，其核心内容就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其发展，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跟着遭大难。……”他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具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当反击右派开始，人们已认为他的发言是“向党进攻”时，他仍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又主动地交出了尚未写完的信稿，欲以此显示他对党一片忠诚的坦荡情怀。可是，此信交出后恰如釜底添薪，立即被称为“-”作为他反党-主义的铁证加以印发，从而引来了长达十个月-般的批判斗争。
戴煌同志因为所谓“-”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并因此而妻离子散，自己被送北大荒去开荒、拉犁、伐木、烧炭、修桥、铺路。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和劳役后，他一度回新华社资料组工作，不久又以“翻案”罪名被判-二年下了监狱。-期满后，他被派往清河农场、海河工地推土挖泥。1969年关于备战的“一号命令”下达后，他又被押送山西太原一监狱推土烧砖，直到1978年9月才回京得到平反改正，结束了长在21年的痛苦和灾难。
当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1978年新华社党组织在重新审查的意见中终于正确地指出：“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进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合适的。”新华社党委彻底推翻了原来结论，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待遇。
其实，当时对于“神化和特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主要危险的思考，对于每一个忠诚的革命战士和具有社会良知和正义感的有识之士，都不难从日常生活中觉察到种种迹像。问题在于面对这些迹象时，能不能大智大勇地挺身而出，振臂疾呼？能不能无私无畏地向党的最高层仗义直言、秉笔规谏？“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戴煌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怀着“一肩挑尽古今愁”的忧患意识，在“-”中写下了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给党的高层敲响了一记警钟。尽管他为此遭到了长时期不公平的对待，遭受了九死一生的磨难，但他通过不屈不挠的抗争和苦炼，终究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塑造，为自己构建了思想先驱者的高尚形象，使其人生价值在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和体现。
“-”倒台后，0中央面临“两个凡是”和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两大难题亟待解决。在这场要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左”的路线的搏战中，打先锋的是-。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办好了这两件事，平凡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挽救了千百万无辜的苦难者。戴煌经过多年采访和积累资料，细心缕折，写出了内容翔实、感人肺腑的《-与平反冤假错案》，真实地记下了-的历史功勋，全书共三十多万字。
戴煌同志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党、国家、民族的命运，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特别是在反对神权和特权方面为同时代的人树立了榜样。迄今他虽已年过古稀，但仍笔耕不辍，始终以勇于仗义执言而享有盛名。他已出版的专著有《-与平反冤假错案》、《直面人生》、《新格斗》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等。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要“‘老春’权作青春度”，决心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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