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恺
抗日战争爆发，梅汝恺合家逃难去了乡里，也带去了大量家里的藏书，这些文艺书籍都是父辈们购置而庋藏于家的。在乡下，在战乱的环境里，梅汝恺系统地读了三十年代重要作家的所有选集，当然也读了古典名篇如《三国》、《水浒》、《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甚至洁本《-》等。梅汝恺很小就从家庭教师习英语，十二三岁时，也就开始阅读霍桑的《古史钩奇录》、《泰西五十轶事》、《海外轩渠录》等英文版小说。
1942年梅汝恺考入省八临中，读高二下。随后负笈南下，入设于姜埝的省临时职中续学；1945年毕业于该校高中部。日寇投降后，出现了“洗兵海岛，刷马江洲”的暂歇和平局面，梅汝恺去了南京，入南京临大就读。一年后转入国立商学院。于是迎来了上海的解放。随即梅汝恺去了无锡，入苏南新专学习。一个月后，分配到苏南日报社任记者。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笔耕生涯。
梅汝恺最早写的一篇小说是发表在大学的铅印校刊上的，他当时任该刊的社长兼主编。任苏南日报记者后，梅汝恺便完全扔掉了货殖之学，而转向了新闻。虽说新闻与文学也有点那么“隔行如隔山”，但记者岗位提供了“海阔”、“天空”样的生活领域，这样就使梅汝恺有了一试身手的机遇。他懂得在生活中濡汲。当时他年轻，有热情，耳灵眼快手勤，又能刻苦耐劳，凡所见所闻所感，都能详记而录之。他从写略带文艺性的通讯开始（这类通讯写得很多），凡他所写的，隔日就能见报。到1951年，梅汝恺就敢于尝试新闻业务中的大器之作了：5万字篇幅的报告文学，因采访深入，资料丰富，思路清晰，情绪饱满，遂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作品发表后，上海《文汇报》、《福建日报》等六家报刊作了转载。1952年成书，再版了7次。全国十多家报刊（包括几家全国级和大区级报刊）都发表专门评介，总署还对该书给予推荐、表彰。这就是作者的成名作《我在清水塘》一书产生的轰动效应。
这种新闻意义的成功，极大地影响着梅汝恺以后的文学创作的路迹。新闻记者是宣传家，而文学需要的是更多的深沉和尽可能的永恒，是需要更高层面的艺术地人生表现和人生思索。从新闻到文学的转辙，梅汝恺付出了十倍的努力。此后，梅汝恺调到出版社任文艺编辑。1954年，他写了一个16万字的长篇。1957年春，他写了一个短篇，主观上是想依从文学的自身功能，来表现人物和生活的原状，反右时却受到了批判，定性为“莠草”，几乎与“毒草”为邻。
对于50年代早期的国家的“爱民而安，好士而荣”的灿烂辉煌，梅汝恺还是念念不忘的，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代人以终身的正面教益，使他们永远保持着“纯信之士、骨鲠之臣”的铁石之志。然而1957年冬，世事终于把梅汝恺推到了生活的险峻之处，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贬谪去了扬州，这一去竟损折了梅汝恺二十二载宝贵的华年。但梅汝恺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对文学的执着苦恋，“衣带渐宽终不悔”。期间，他写过长篇小说，也试过电影剧本，但因属“另册”之人，当日是无权发表作品的。
1966年，急风暴雨般的“文革”来到，梅汝恺又被发落去某图书馆，这却给他带来某种幸运，尽管这种幸运也是艰涩的。他带着“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的紧迫感，开始矢志于世界语言大师显克微支的辉煌巨著的选译。从1970年开始，梅汝恺系统研究了享誉世界的显氏伟构《火与剑》和《君往何方》。图书馆，使他有可能博览群书，从容揣摩。手中没有记录卡，他就从废纸篓里捡取各种色泽各具形状各类质地的碎纸片，从数以百计的典籍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摘录下近10万字的资料。经过一年的惨淡经营，梅汝恺终于写成了长达5万字的《显克微支的创作及历史小说〈火与剑〉》和《评〈君往何方〉》两篇专论，从正面肯定了显氏的创作劳绩，努力以马克思、恩格斯的雄辩的论点为依据，批驳了国内外若干学者强加于显化的许多诋毁与诬陷，目的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封，恢复显氏著作的固有的辉煌。
梅汝恺认为：“显克微支为文，才华横溢，慷慨激烈，伸弱小民族之气，馁强权霸国之威。其跌岩布局，龙蛟腾挪，巍巍处，类若雄峰迤逦，其低徊吟唱，则凄婉欲绝。译他的作品，为人者不感奋是不可能的。不流泪是不可能的。此种奇篇绝响世界公认皆文章杰品。返顾我国历史，国难频仍，仁人烈士，每前仆后继，挽狂澜于既倒，青史标我者，曷可胜数。惜再现我中华民族精魂的史诗伟构，屈指尽数，实寥若晨星。思之，每怀惴惴。古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译介显克微支这样世界一流作家的作品，为我国文坛借鉴，岂不是很迫切很必要么？”正是怀着这样的认知，梅汝恺转入了对《火与剑》、《君往何方》正文的译作。《火与剑》全文80万言，《君往何方》55万言，六年时间，梅汝恺把《火与剑》译了三稿，《君往何方》译了两稿。他不仅力求译得准确，而且更求译出神韵。为这两部书，包括两部书的专论，还有《拿破仑传》初稿，梅汝恺实际写稿达480万言，平均每天写2200字。那厚积的各类译作纸张堆起来都高达胸腋，那是漫漫的“长征”，是极其艰辛的跋涉。白天，梅汝恺还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在夜晚，在喝完两大碗稀饭咬掉两块萝卜干后，他才进入妻子为他安排的一灯荧荧的斗室里，坚持每晚译作三小时而后安歇。酷暑炎夏，梅汝恺是从来不乘凉的，在门窗深扃的斗室里，一任汗流浃背。数九寒冬，他就蜷曲在“布衾多年冷如铁”的棉被里，把电灯悬到床头，呵手译文，从不间断。有一阵住防震棚，因棚子没有搭好，方方面面缝隙极多，于是外面下大雪，棚里下小雪；外面下大雨，棚里下小雨，他仍每晚写作三小时。正如他后来所说，那时他“干得很正经，很而耐心，很有恒心，很有信心”，尽管信心是十分虚妄的，因为那时正是风雨如磐之日，谁能逆料以后的世事怎样？渴时，饮一口茶叶；困时，吸几口小旱烟锅里燃着的烟末。他奋笔疾书，神驰于显氏为人类展示的宏丽的历史画卷中，徜徉于由人物激发的诡波谲浪的情节之间，他为这而哭而笑，而吟咏慨叹，只有这时，作为作家的梅汝恺才复原了本真。
对于上述“一箪食，一瓢饮”的茹苦含辛，后来不只国内若干有影响的报刊，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人民日报》、《人物》等等，还包括香港若干出版社，都这样或那样的报道过。国外方面，如波兰的多家报刊，美国休斯敦的“samartian”杂志，英国伦敦的《波兰文学》，也以专文作了详细述介。1987年《人民日报》大地专栏编辑来函，要梅汝恺向国人谈谈自己从事文学的心态，梅汝恺就特别以“牛棚”译作为例，在回函中有部分这样写道：“那种年头，我仍从事译作，确实，很难说有自己什么个人功利目的在，因为我自己认定，这些译稿在我活着时能与世见面那是荒诞的”，“然而即使我时乖命蹇，终我此生等不到春暖花开的一日，但我殚精竭虑的努力，在未来的时间里，这些笔迹褪色的遗稿，或还可为祖国的新生报效于万一。个人时运是未知的，我中华前程锦绣却是可知的。”“而我感应于祖国未来的呼唤”，实出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蚕不死，丝不尽”的情思。（见《人民日报》1987年3月3日大地专栏）
梅汝恺的文学著译累计600多万字，其中译作占五分之三，以译-奴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克微支的鸿篇巨制为旨归，《火与剑》、《洪流》、《君往何方》、《边塞喋血记》、《条顿骑兵团》5部小说凡400余万字，因而获波兰文化艺术金质奖章而应邀去波兰。梅汝恺600余万字的著译，他认为其语言运用的母体，主根还是深扎在故乡的地面上。“因阜宁话属淮扬语系，最接近我国的书面语，且有个性，词汇丰富，有表现力。略去其难解的俚语，即可成为直入艺术堂奥的文学语言。而这，正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故乡之赐。”“《我在清水塘》，其基本词汇是阜宁语，但表现的是吴语地区生活”，“因阜宁话本来就接近书面语，所以认同面大”，“此后，创作的长篇《农场女儿》、《青青羊河草》、《哀感扬州罗曼史》、《女花剑传奇》、《梦回波兰》，以及为数达数十篇（部）的中短篇小说，一百多篇散文，无不皆然。甚至在译作方面，其语言构成也基本上是适当改造阜宁语后而形成的书面语。他们不仅得到国内的承认，甚至也得到国际的承认。”（梅汝恺《故乡寄衷》）
梅汝恺从1979年起任江苏作家协会一级专业作家，曾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常委，又为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1995年，在伊斯兰堡召开的有百国作家参加的国际作家会议上，梅汝恺代表中国作家作了唯一的大会发言，他就作家们关心的文学使命和作家圣责以及民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身处江海，志怀邦国”，这是梅汝恺此生的真实写照。这个“邦国”中自然包括自己的故乡阜宁。
（依据梅汝恺的《身处江海，志怀邦国》、《故乡寄衷》、《幼时“情结”，成年死恋——我的“文学之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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