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
1920年梅光迪回国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任英文系主任。一年后，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翌年改为东南大学）文理学院主任刘伯明之邀，转往该校任西洋文学系主任。1924年他去美国哈佛大学讲学，1927年归国任国文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不久，因其师哈佛大学文学院长白璧德之邀，重返美国，任哈佛大学东方文学教授，讲授东方文化与哲学。这其间，他为美造就了一批汉学家及熟知东方文化的学者。1936年梅光迪应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聘请，回国任教，任文学院长兼西洋文学系主任。1938年被选为国民政府参政员。
梅光迪在浙大任教间，正值民族危亡之秋，因时局关系，浙大多次迁徙，辗转万里。激于爱国热忱，他不畏艰辛，和全校师生同甘共苦，潜心教学，矢志不移，积劳成疾，于1945年12月27日病逝于贵阳，终年56岁，遗体葬于贵阳市六广门外八角岩圣公会墓地。
梅光迪一生博览群籍，学贯中西，就中西方文化的造诣而言他在其所处的时代，是屈指可数的。除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外，他在美国专攻西洋文学，学习、任教先后达2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文学系主任顾立雅先生评价说：“他学问的渊博实令人惊异。我知道他对中国文学创见很多，即就对西方了解而论，中国人能胜过他的似乎寥若晨星。他的英文写作既达且雅，比之西方名著也毫无逊色。”甚至，连他的“文学革命”之争的老对手胡适先生也坦诚地说：“文章无对手，只怕宣城梅。”
然而，也正是由于梅光迪对东西方文化能洞见其玄奥，详悉其源流，再加上他一直崇尚为人应具有嶙峋的气节，不逢迎献媚，因此在对旧思想、旧文化摧枯拉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啸声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创办了《学衡》刊物,意欲通过阐释孔子学术思想的精义，挽救传统文化的危亡，因而被视为“顽固”、“复古”而遭口诛笔伐，成了一个逆时势而搏击的悲剧人物。
梅光迪维护中华传统文化，阐释孔子的新人文主义理想，除和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外，主要体现在向学生传授知识上，在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付出最大。他的同事张君川回忆说：“梅先生自己学贯中西，也要求学生在努力研究西方文学外，不能忘记祖国丰富的文学。梅先生讲课常中西对比，不只使学生加深理解，实开比较文学之先声。”
在浙江大学时期，梅光迪经校长竺可桢的同意，仍继续发扬学衡精神。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古文一年，从上古至明清，以顺序选读。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还必须学一年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与此同时，大学一年级还要必修一年英文，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要修两年英文。只有这样，才可能融通中西文学。
从梅光迪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为了诏示国人，传诸西方，他曾蓄志着手同时以中英文系统地撰述中国传统文化。其内容有评述东汉末年党锢史实的《洛下风裁》；评述魏晋清谈状况的《正史遗音》；阐明自唐以来文学源流的《韩文公评述》；反映北宋文化及士大夫生活的《欧阳公评述》；描写清、乾、嘉极盛时代之景的《袁随园评述》；对中国文化最后作总的阐述，并予以颂扬的《曾文公评述》；以及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忠节与隐逸进行评述的《中国两大传统》等。据其夫人在其《哭迪生》一文所诉，翻阅其遗稿，他的著作按年月编目，已排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其自身性格，及时局等诸多客观原因，他身心交瘁，力不从心，最后以心肾衰竭而长逝，宏伟抱负最终未能实现，不能不令后来人喟然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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