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
徐仁的父亲早年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在中国银行工作。他专门为徐仁请了家庭教师指导学习，使徐仁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1923年，徐仁到安徽芜湖一所教会中学读书，后转到南京继续读完中学，并于192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他于1933年获学士学位并于1937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44年，他前往印度勒克瑙大学进行研究工作，于1946年被该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及金质奖章。二次赴印后，徐仁于1952年在李四光教授的帮助下重新回到祖国。
1933年，徐仁在北京大学任助教期间，便一边教学一边从事植物形态学与解剖学研究。在印度勒克瑙大学时，他主要对我国云南泥盆纪植物化石和微化石进行了研究，实际考察了克什米尔的地层，并研究了克锐阿峡谷紫色砂岩中的微体化石，这使他成为国际上微体化石研究的先驱之一。二次赴印期间，他在当时国际上唯一的古植物研究所——印度萨尼古植物研究所对同型木和中国泥盆纪微体化石做了进一步研究。在此期间，徐仁还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访问了瑞典与英国，学习了T哈利(Halle)和TM哈里斯(Harris)研究古植物的方法，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并于1949年担任了印度古植物研究所副教授兼代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徐仁夜以继日地工作，把印度古植物研究所收藏的一套相当完整的世界古植物学文献拍成长达1200多米的缩微胶片。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毅然投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
回国后，徐仁起初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古植物学研究。1954年调入北京后，先后任地质部地矿司孢粉实验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孢粉古植物研究室主任、地层古生物研究室主任等，并在此期间培养了一批孢粉工作研究人员。因为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中有研究生物的系统发育课题要做，徐仁于1962年正式调到植物研究所，主持了西南地区中生代植物研究，参加了《生物史丛书》第二分册、《植物的发展》与《中国古生代植物》、《中国新生代植物》等专著的编写工作。1980年，徐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于同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
徐仁致力于植物学和古植物学研究近60年，在植物形态学和解剖学、古植物学及孢粉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国内外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与他人合作出版专著6种。其中有进化论方面的论文3篇，植物生理学方面2篇，植物形态与解剖学7篇，古植物学53篇和孢粉学方面的14篇。这些论著的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难看出，他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和从事的科研领域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对植物学和解剖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徐仁早年专攻植物形态学和解剖学。20世纪30年代正值植物“原套—原体学说”提出不久，植物学界开始采用这种观点解释生长点的活动和器官的发生，但还有许多重要植物类群的生长点的结构和发育规律尚待研究。徐仁对我国一些在系统发育上具有代表性的植物的苗端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在1937年发表的《中国卷柏苗端解剖和生长》一文中首次指出卷柏生长点原体的各部分细胞在器官建成中的作用。1944年，他在《美国植物学杂志》(AmerJourBot)上发表的《吊丝球竹苗端的解剖和生长》一文中用发展和变化的辩证观点阐明了竹的生长点在个体发育中的动态变化，指出生长点中的原始细胞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两篇杰出的论文一直被欧美的植物学教科书作为经典文献广泛引用。
其次，徐仁在古植物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对我国云南泥盆纪植物、包括植物大化石和微体化石研究后所做的论文成为我国古植物学界早期文献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还在对著名古植物学家萨尼发现的印度同型木重新研究后，确认它的次生木质部是由梯纹管胞组成，这种植物应属于裸子植物的内苏铁木，而不是原来报道的原始被子植物。这一研究成果使徐仁在国际古植物学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威望。
在我国科学界对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进行综合研究时，徐仁根据对青藏高原古植物的研究，论证了使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隆起的时代、原因和抬升的幅度，并用板块学说的理论解释了喜马拉雅山地区古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演变规律。他的两篇论文《希夏邦马峰高山栎化石层的发现及其在植物学和地质学上的意义》和《藏南舌羊齿植物群的发现和其在地质学及古地理学上的意义》获得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和积累，徐仁在《中国晚白垩世和新生代植被及其与北美的关系》一文中依据丰富的古植物学资料，深入全面地探讨了北美与东亚植物区系的关系，并特别指出两个相距很远的植物区系现存不少相同的属是属于原地孑遗的分子，并不是迁移导致的。这就解决了140年来植物地理学中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论文自1983年在美国发表以来，成为国际古植物学界广泛引用的文献之一。
徐仁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探索，努力把理论研究同祖国的经济建设相结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实地考察含煤含油地层，深入研究其中所含的植物化石，为矿产开发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在中国南方中生代含煤地层的地质时代和地层对比问题上，他凭借丰富的资料，用辩证的观点指出我国中生代含煤地层主要是晚三叠世的沉积，随着气候带的转移和时间的发展，含煤沉积的时代从中国西南西部向东向北，由晚三叠世逐步过渡到早侏罗世。这一结论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南方中生代含煤地层主要是早侏罗世沉积的观点，也为南方煤的发现指明了方向。据该成果编写的《中国晚三叠世宝鼎植物群》于1983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
为开创古植物生态学的新领域，徐仁综合各种资料和知识，采用大型彩图的形式把植物界长达35亿年演化过程中中国各主要地区在不同地质时期的古植物景观加以恢复。他编著的《地质时期中国各主要地区植物景观》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古植物景观图册，并在国外广泛流传，被世界上许多大学作为教材。
在古植物学基础理论研究上，徐仁坚持以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他安排研究生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国际上刚开展起来的陆地维管植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的研究和煤核植物的研究，此项研究后来成为“八五”期间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在古植物学界，徐仁还是研究硅化木的先驱之一，并大力倡导古木材的解剖研究。
作为中国古孢粉学的创建人，徐仁在孢粉学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孢粉学实验室，培养了中国首批孢粉学工作者。为配合当时蓬勃发展的地质勘探对地层时代及地层对比的要求，他又到北京，在地质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开办了中国第一个以孢粉学为主要内容的讲习班——煤岩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孢粉学人才，其中不少人在地质、石油、科研和教学战线上成为孢粉学领域的带头人。徐仁在国内先后创建了三个孢粉学实验室，除南京的以外，还有中国地质科学院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学研究室内的孢粉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几十年来在我国孢粉学的发展上都起了先导的作用。
徐仁于1979年倡导并组织了中国孢粉学会，任第一、二届理事长及国际孢粉学会理事。他还发表了多篇重要的孢粉学论文。1958年发表的《根据孢粉组合推论湖南汝成文明司红色岩系的地层时代》一文，在国内首次用孢粉学资料确定了地层时代。1965年在研究周口店猿人化石层中的孢粉的工作中，开创了在我国根据孢粉学资料推断古环境的先例。
由于徐仁的成就卓著，他在植物学界和地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先后担任过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长、中国第四纪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孢粉学会理事长。他还一直是印度古植物学会会员和名誉会员。他曾先后访问过法国、英国、美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家，与世界各国的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及地质学家有广泛的联系和合作。1981年，他被聘为第13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副会长。他的学术成果在世界上广泛流传，是世界古植物学的权威之一。
徐仁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古植物学的研究当中，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并敢于向新的领域发起冲击和挑战。他认为做好植物学中不可缺少的基础理论学科的研究是他十几年的企望。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讨论到如何赶超国际水平以及有关措施，又使他精神倍增、信心十足。他说：“我虽年近古稀，精力不太充沛，但也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科学事业中充当一名拼命的老兵，把我国的古植物学搞好。”这种精神确实值得年青一代科学工作者学习。
徐仁忠于职守，严格要求自己，事必躬亲。在“文革”期间，他采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在配合地质队和西藏科学考察队工作的同时，编写了有关古生代、新生代植物化石、宝鼎三叠纪植物、生物史的发展史分册等著作。
在科学研究和治学过程中，徐仁强调实事求是，坚持用辩证的观点去认识问题。他认为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工作者应该经常从自己熟悉的微观领域里跳出来，看看植物学在宏观领域里的发展，处理好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以免误入歧途或做重复工作，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发展。同时，他还强调科研工作中的思路清晰十分重要。他经常如此要求助手和学生，亲自带领他们到野外实地考察，注意实际材料的收集和理论联系实际，凡与他接触或共事过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均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的收益。
徐仁就是这样一位对待科研一丝不苟，待人热情诚恳的科学家，他的一生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激励着新一代科学工作者不断前进!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下一名人：庆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