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鹄
1957年，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聘他为江西省文史馆馆员。
邹鹄崇奉孔孟，遵循儒道，主张“毋固、毋必、毋我”。他的处世哲学为“宜谦、宜恕、虚心方能取益。将心比心，不以已所欲者加诸人。”“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只要于公无损，宁肯自己吃亏。”在当时社会环境迫使下，他效韩愈之法，步陶潜之行，是而长吁短叹：“余之一生，不能有功于社稷，惟求无愧于庶民。”提倡“克已为人”、“舍生取义”。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某团在广昌一战，遭受挫折。当时在该团育人任战士的邹统美、邹统辉、匡仁民等被俘，押回原籍惩处。邹鹄闻讯后，亲往县府，鼎力斡旋，与有关当局说情具保，才免于难。统美等出狱后，急欲回家，但一无旅费，二无通行路条，辗转盘恒，心急如焚。鹄见此况，深表同情，便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他们过哨避险，并慷慨解囊，每人馈赠银洋3元，聊作盘缠。1930年冬，美陂村有一梁姓老妇，家境贫寒，生计维艰，度日如年。闻说“鹄老夫子怜悯穷人，乐善好施”，遂不顾病躯，登门求助。邹鹄将她接至家中，侍以茶饭，见其衣衫褴褛，战栗号寒，即令其妻觅取布衣、棉袄赠之。老妇称他为救命恩人，感激不已。
邹鹄为人憨厚，爱见义勇为，成人之美，故德高望重。1937年邑人倡修县志，“以纂修属鹄”。当时有“例目难定”、“事实难搜”、“举清末及民国初期新政概摒弗书，，缺陷难弥”之“三难”。邹鹄以桑梓所在，“慨然秉笔”，并躬亲作序，以成其书。因他乐于助人，声誉鹊起，求之者众。在他生存之年，曾为庐泰两县境内，纂写了不少《寿赞》、《谱序》、《墓表》等艺文书疏，虽煞费苦心，但不豪取报酬。1945年，邑人刘夷从沪归梓，为母封茔，请鹄纂书《墓志铭》，事善之后，送银洋200元，表示酬谢。鹄感受之有愧，婉言谢绝，当即退回一半，以资回敬。鹄的作品，意境较高，能因时论事，褒扬正义，针砭时弊。1928年，邹氏重修宗谱，鹄在序文中训诲后人，“有权利而须功于社会”，并质疑当时从政者“岂真爱于社会哉。”共不讳之言，诚为难能可贵。
邹鹄立身“忠恕”，平易近人，不露锋芒。对待纠纷，力求息事宁人，彼此相巡。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塘南邹姓与粟塘彭姓为山林权属，双方争执激烈，蓄意械斗，且有一触即发之势。邹鹄闻悉，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劝本村人“毋逞嚣凌之气，毋蹈纵恣之衍，”并警告肇事者：“谁要轻松举妄动，一切后果自负，与鹄毫不相涉。”旋即亲往粟塘，说服彭姓“应以和为贵，勿与邻为仇，凡有争议，互相商量，据理解决。”劝得双方言归于好，一场流血事件安然平息。他待人如此宽厚，但对自己亲人要求严格，从不迁就姑息。其堂弟邹统缠，不务正业，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实乃地方一霸。鹄恨之入骨，视为蟊贼，与其不共戴天。1953缠被镇压，鹄感慨而言曰：“死有余辜，何足为惜？”其次子邹肇壁，在任伪区长期间，00，攫取民财，鹄视为逆子，想见不共语，临宴不同桌，久被唾弃。
邹鹄毕生澹泊，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宝贵。虽早年得志，以进士即任县知事，但羞与旧官场为伍，宁抱穷而受困，以俭素为美。故大半生以教书为业，取得束修，上奉继母，下育妻儿，扶人之危，济人之急，直至晚年，犹孜孜不倦于“传道、授业、解惑”。即古稀之年，白发苍苍，其心志仍不减于畴昔。他在教学中，提倡“笃志力行，勤奋好问，勇往直前。”他常言：“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他对待学生，严而不苟，宽而不滥，要求自尊、自强、自立。当时有正经富豪子弟，嗜好-，便以“溺赌之害”为题，指出“矧赌之事，原属牧猪奴戏，为士大夫以羞。虽曰借以消遣，无伤大雅，若欲沉溺其中，则废时失业，害及前程，一生休矣！”因此，获其春风化雨之熏陶者，诚非寡鲜。有一批门生，成名成家，服务社会，有所建树。他生平注重修养，交游甚稀，惟河北鹿钟麟、吉水武举人欧阳武为其知交。乡人李孚臣，学问渊博，才思敏捷，但生活浪漫，情性乖僻，每见邹鹄，呼姓道名，出言不恭。但他毫不介意，始终以礼相待。彼此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堪称挚友。
解放后，邹鹄积极赞扬共产党主张，拥护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协助地方政府工作。他说：“共产主义是天下为公，个个有田耕，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国家太平，兴旺所在。”娓娓赞不绝口，谆教青年：“幸生文明先进国家，大有作为，前途无量，好自为之。”听其肺腑之言，足见某些其爱国之情。
1957年3月1日，邹鹄先生应省文史馆之约，纂写文稿，积劳成疾，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81岁。他的生生，光明磊落，风范长存，足为后人敬仰。
(来源<<吉安县志>>)
下一名人：朱桁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