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懋材
光绪元年（1875年），学政李文田在江西主持考试，黄懋材曾上 书自陈，得以学术为上司所赏识。继任学政许庚身以黄懋材品尝兼优，尤精通数理，奏请朝廷“将黄懋材交发同文馆或天津上海等处机器局，以便使其进一步得到深造”。经考核合格，黄懋材进入了同文馆这所专门培养译员的学校。他努力学习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积极充实科学知识，提高测绘技术，为日后大展宏图积蓄力量。
光绪四年（1878年），英国以烟台议约“准其入藏探路”之文为借口，企图蚕食西藏。我次取道蜀中，俱被边疆人民阻止。在占据达吉岭之后，更变本加厉，对西藏地区虎视眈眈，朝廷特派黄懋材“以四品顶戴出境抽换二品顶戴”，前往三藏五印，察看情形。黄懋材与武举章鸿钧、长沙聂振声、慈溪裘祖荫，及跟随、厨役一行六人，于七月初七由四川成都起程，翻越大象岭、大雪山，跨过大渡河、泸定桥，过野人寨、火焰山，行走二百一十一天，于翌年二月初八，方进入中缅交界地蛮允。在缅月余，黄懋材详尽了解了缅甸国风民情，气候物产，及被英国蚕食的前因后果。三月二十七日，乘船离缅去印。又用半年多时间，对英属之五印度进行了考察。十月初一动身返回，过孟加拉湾，经新加坡、西贡，各停留半个多月。十一月初二日，乘船出海口，过七洲洋时，飓风聚起，满船人呼天叫地。黄懋材等人僵卧五昼夜，漂泊半个月始到香港。光绪六年正月到达广州。历时二年，行程五万，足迹遍及今缅甸、印度、孟加拉、新加坡、越南等国。历尽千辛万苦，搜集大量资料，在国内如此勘察边疆者可说罕见，在我国外交使上也堪称壮举。
黄懋材根据考察资料，绘制了《五印度全图》一册、《西域回部图》一册、《四川至西藏程途》一册、《云南至缅甸程途》一册。此外还著有《西輶日记》《印度札记》、《西徼水道》、《游历刍言》等政著，汇成《得一斋杂著四种》。《西輶日记》逐日记录了赴藏途中的山川地理形式、风土人情。《印度札记》以地理为主，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当时东南亚诸国在帝国主义占领下的情景。《西徼水道》中，考证了金沙江、鸭龙江、澜沧江、潞江等河流的源流，记载了龙川江、槟榔江、禹贡黑水、阿褥达四水、恒河、印度河的流向及水域，既订正了前人对这些水系的错误述说，也为这些水系流域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提供了详尽的资料。《游历刍言》内含《五印度形势》、《腾越边徼》、《西域形势》、《南洋形势》、《俄国图说》、《和林考》、《西域图说》等七篇政论文章，末附《印度杂兴》律诗七首。文中，黄懋材以一片爱国热情，详述了我国西部漫长边陲及其邻国的历史沿革、南洋诸岛的现实状况，并向清廷提出一系列新颖的政见。尤其在《南洋形势》中，他首先剖析了在“欧洲雄国环起”之时，东南亚各国的重要战略地位，提醒清廷注意“昔时南洋无足介意，今日之南洋必当予谋也”。他在如实反映东南亚各国广大华侨“或受土人之欺侮，或遭异邦之虐政”的情景后，发出了“论其人则百万羁旅尽中华之赤了，亟宜添设领事以资保护”的呼吁。其二，就当时海禁已开，我国与各国外交贸易活动频繁，急需人才的形势，提出“考取洋学，以罗人才”的具体方案。其三，针对当时海疆防务，认为“探测海道，以资练习”是当务之急。其四，对东南亚地区采取“联络各国，以固潘篱”的外交政策。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来说，黄懋材的这些政见，是很切合时宜的。但当时的清廷，内恐人民参予政治，外惧列强武力威胁，黄懋材的忠言直谏，哪能听得进去。所以，只落个“图说等件暂行留中”，而人却被抛撇到远离京城万里的云南。先后任平彝、弥勒知县共四年，矢慎，秉公执法，两袖清风。后来，他以“本学术经济，不乐为外吏”为由，自请调京。改授会典馆协修，加稽查同文馆差。
黄懋材著《得一斋杂著四种》初版未曾见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翰林院编修江标予以重校刊出。被认为“叙记确而不支，考证博而能核”，是“讲边事者不可少之书”。读者接踵索要，没能满足需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江召棠在上高担任知县期间，征文考献，亲抵黄懋材家中，“觅是书之板仅存，而蠹朽剥落者及半”，“不忍其日就湮没”，遂加以补订，连同《沪游脞记》，一并刊行。另有《象数新理》、《机器略释》、《海国见闻录》、《沪游吟草》、《江城吟草》、《卮言》、《江西晷度表》、《丙寅至壬申年日记》和《得一斋外集》多种，共二十余卷。可惜，多已散失。光绪十六年（1890年）黄懋材在上海病逝，年仅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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