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义生
1934年，为实现自己为祖国造林干一番事业的理想，袁辞去中山大学职务，车马兼步行来到陕西武功张家岗(今属杨陵区)，就任筹建中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教师兼林科主任，先后结合野外调查，讲授造林学、树木学、森林经营与测量等课程。为拓宽学生知识面，他还指导学生课余养蜂，进行果树嫁接。在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由东北伸向华北，中华民族的存亡出现严重危机的关头，袁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并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学生。1935年末，学校训导员找袁，要“追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代表杨炳林的“共党嫌疑”。他不假思索即表示反对，说：你们总是多事，好疑神疑鬼，人家没违校规，你查的什么!此事遂不了了之。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名叫王敏的学生，离校去泾阳安吴青训班学习，回校后如实向袁作了汇报。袁非但没有责备，还加以鼓励。
1939年夏，袁被调往兰州技艺专科学校，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兼林场主任，曾利用假期自费到西北各地搞森林调查，跑遍了甘、宁、青、新和内蒙古的各大林区。1940年，他又参加了朱家骅组织的甘宁青造林考察团。长期深入林区，使他认识到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投身于林区之中。1946年秋，袁离开兰州，到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任简任技正。他原以为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自己可以在林业实验的实际工作中显显身手了，没想到国民政府只顾打内战，根本不重视实际工作。于是，他在1947年春又离开中央林业实验所，到曾经多次约请他去任职的西北林业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是国民政府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合资办的，总部设在陕西宝鸡。他一到职即被任命为副经理，后任经理。1949年初，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西北林业公司奉命南迁四川，袁随单位搬到成都。由于国民政府拨不出经费，连职工薪俸也发不出来。为了生活，他于同年9月到重庆，又进入设在歌乐山的中央林业实验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袁提供了实现抱负、理想的广阔天地。1949年12月重庆刚解放，原中央林业实验所改名为林业试验场，袁被任命为场长。他广招林业专门人才，在场内设立了森林经营、造林、特用林木和技术推广四个试验组；团结技术人员和工人，开始把他多年形成的一套发展林业生产的设想付诸实施了。
1951年4月，袁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委任为农林部林业总局副局长。他带队深入林区，考察西南各林区的林木生产，推广林业试验场的科研成果，对中国的森林资源及其利用，特别是对开发西南地区的林业，提出了九条建议，对西南林业工作的开展和林区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1953年4月，袁被调往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先后担任森林经营局(司)的科长、副局(司)长、总工程师。为了使领导机关制定的政策、法规更加切合实际，他跑遍了除台湾、西藏外的全国各省、区的高山林区。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对中国森林的经营和利用起了重大作用。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担任西北林业公司经理时，针对小陇山林区的开发，他就提出林区不能光伐不育，必须“伐育结合”。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忙于打内战，对他的意见根本没有理睬，致使许多茂密的森林，被砍伐得只剩下光山秃岭。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伐育结合”的思想被定为林业工作方针，一直指导着我国各级林业部门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中国森林资源日益减少的实际，他主张依照森林生态学相对平衡的理论，扎扎实实地植树造林几十年；还提出次生林改造的建议。领导机关很快接受了他的主张，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不光植树造林常抓不懈，那些处于凋蔽状态的次生林区也都出现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4年，袁在花甲之年重返西北，到西北农学院任林学系教授，为培育中国的林业专门人才继续辛勤工作。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林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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