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苍
当时他感到湖北地处祖国中原。没有一个医学教育机构，为了培育医学人才，于1921年回到湖北，向北京政府教育部请准以庚子赔款为基金，在武昌两湖书院旧址创办湖北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嗣后改为省立医科大学，自任校长，由获得日本医学博士学位的李博仁任教务主任。医科大学附设中医传习所、女生护士班及助产班。
1926年，北伐军攻打武昌、战火纷飞，该校停办。北伐后，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改为武昌中山大学医科，李汉俊为校长，陈雨苍离开学校，在汉口华商街太安里二十六号开诊所，挂出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的招牌行医，并进行革命活动。参加活动的人大多是他的学生，如邬聘三(当时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培灵、汪道成、漆昌元等人。1927年春，陈雨苍由邬聘三、马春泉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得标将中国同济医院房屋和财产与原来自办的诊所合并，聘请医师李家煌、童伯谦、助产士江华清等人，办起了汉口医院。同时他又任湖北省立医院院长，并倡议成立了武汉市医师公会。
1931年2月27日，陈雨苍由汉口赴武昌省立医院上班途中，被武双行辕侦缉处特务以共产党嫌疑逮捕，押到利济路军人监狱。次月党组织即派在汉口医院学医的师哲(又名淑琴)以父女名义给陈雨苍送衣食，与他保持经常联系。为了营救陈雨苍，2月28日晚，其妻和亲属去南昌，找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军医处长葛柱寰(陈雨苍的同学)转请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同日晚陈雨苍的大女儿静园亦到杭州恳请浙江省主席张难先，由于两位省主席电请湖北省主席何成潜力保，陈雨苍才于1931年8月被释放。在狱中受尽苦刑，多次坐老虎凳，致使腿部受伤，后来一直拄拐棍行路，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供出党的任何情况。
1931年秋，陈雨苍离汉去沪。通过留德同学、同济大学校长胡庶华的关系，任上诲图立同济大学秘书长兼医学院院长。主要任务是在我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因党的工作需要，他离开该校，到上海九江路瑞士汽巴洋行药厂任药师，似推销该厂药品为掩护，经常来往北京、青岛、济南、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在上海静安寺路静安大楼挂出德国医学博士的牌子，开业行医，以掩护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夏天，党决定由陈雨苍在上海和张树馨(化名张白衣，人称-)一起负责中央直属电台的工作。对外以夫妻关系相称，以便进行革命活动。 陈雨苍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二号租了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为了掩护电台工作，把二楼租给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的一家广东人，三楼租给一个白俄，楼下汽车间租给一个开糖果文具店的人作店铺，只四楼三室一卫生间自己用。楼顶上一个搁楼堆放废木箱等杂物并作收发报室，白天收发报机置于壁炉内，夜间才发报。租出的房金，除付房租水电费外，剩余的全部交给组织。1941年，太平洋战争暴发，日本军队在法租界横行霸道，几次-搜查，由于陈雨苍机智勇敢，用日语和日寇对话，进行交谈，才使中央直属电台得以保存。后来日寇用装有探测器的汽车漫游街道，追查发报电波，1942年初，电台-停止工作。
1942年夏，党组织通知陈雨苍和张树馨离沪，设法去重庆。当时陈雨苍身患高血压，山城对高血压病人十分不利，但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并委托-院长居正的大女婿张鸣帮忙，搭上了去汉口的日轮，1942年8月离开上海，转经新堤、藕池、三斗坪，历经艰险，于十二月中旬到达重庆。在藕池附近，陈雨苍被当地土霸王扣押，诬为汉奸，吊在屋梁上一天一夜，后由陈雨苍的留德同学、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来电证明才释放，但一箱德国造外科手术器械全被窃走。陈雨苍到达重庆后，十二月底由新华书店负责人陪同到我党驻渝办事处。在周公馆住了一星期。经周恩来指示，搞-工作，并利用矛盾搜集情报。于1943年初出任-法规委员会名誉秘书，经常在留德同学会、社会民主同盟等处活动，与张群、朱家骅等人周旋，了解国民党内部情况，向周恩来同志汇报。由于操劳过度，高血压病进一步发展，于1944年底突然半身瘫痪。经抢救后虽能自己走动，但身体已极度虚弱。1946年春，我党驻渝办事处撤销，组织上安排陈雨苍回沪。回到上海后，组织上派人通知陈雨苍，要他暂时去浦东休养。由于病情恶化，于1947年1月1日病故，终年五十八岁。
陈雨苍学识渊博，又是参与过辛亥革命的人物，完全有条件获得高官厚禄，但他信仰共产主义，对党忠心耿耿，生活艰苦朴素。原与陈雨苍一道战斗的同志说，“陈雨苍同志身患高血压，无药医治，自己用注射器把血抽掉， 以此办法来降低血压，便于更好地坚持斗争。”又据张树馨回忆，当时陈雨苍只有三套西服，一条领带，一双皮鞋，都是1920年以前留学时用过的，抗日战争时期还在穿，皮鞋后跟磨损了，请修鞋匠将后跟左右调换一下，钉上再穿。一九四一年将自己的一台德制显微镜送给组织，希望能送到前线，为抗日战士服务。他真正做到了为祖国、为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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