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百昌
1916年底，邵百昌经推荐升入保定军校，1919年初从保定军校毕业，分发陆军第二师炮兵团见习。该团驻扎在武昌南湖。不久，炮兵团团长郑士廉创办军士训练班，以中校团副颜振杰为班主任，邵百昌为副班主任。邵自知资历太浅，处处谨慎。他教学认真，常手把手教军士们拆洗炮口、测距离，使用仪器等。夏天炎热，他常打赤膊作业务指导，累得汗流浃背，为此甚得团长好评。1919年冬，湖北督署开办学兵营，邵在郑士廉的力荐下，加上师长萧耀南从中相助，得以任该营学员队上尉副队长。1921年春，他调任第二混成旅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该连原系豫西悍匪老洋人所部改编，素质低劣，在驻地扰民，调戏妇女之类违犯军纪的事时有发生。邵百昌明白：他必须在基层干出成绩，才能在鄂军0人头地。他以身作则，从严治军，定期公布全连伙食帐目，同时严办了几名屡教不改的兵痞子，经过一年整训，至次年春校阅考核，第一连的成绩列入优等。旅长寇英杰特给予邵百昌表彰奖励。一年后，邵百昌升任陆军第二师少校参谋。终因受到王占元及其一些亲信的排挤而被调出湖北，到川军潘文华的第三十三师担任参谋。因得到潘文华赏识，很快升为军官训练班上校班主任，1924年又提拔为师参谋长，并曾代理旅长，有意让他带兵。1925年7月，邵百昌因父病辞职返乡照料，旋因与当上湖北督军的萧耀南有旧，奉委为湖北督军署中校参谋，并兼任湖北无线电学校兵器部主任教官。
1926年春，邵百昌就任第二十六师（师长于学忠）炮兵团团长，驻防鄂西恩施。为防止国民革命军攻打武昌，邵百昌炮兵团又被于学忠电令开赴武昌外围，配合吴佩孚的直系部队参加破围战。邵百昌顺应形势，暗中与北伐第八军唐生智部第一师联系，借口官兵中大多数人是豫籍人，军心厌战，恐滋生出哗变故而拒调前线。出于保存实力的于学忠也无意为节节败退的吴佩孚卖命……邵百昌率领炮兵团随二十六、二十七师主力退往豫西南。自恩施至邓县，费时三个月，走走停停。行军途中多次遭到别廷芳等豫西山区民团武装和大刀会、红枪会的袭击，部队损失近半，装备损失严重。但邵百昌平日关爱部下，又能廉洁奉公，他的炮团基本保持完整。于学忠在邓县校阅部队时，当众称赞邵百昌带兵有方，是将才，调升邵为第九军参谋长。
1927年1月，邵百昌与于学忠分道扬镳。邵率领炮兵团接受了唐生智第八军的改编。经湖北同乡、第八军-表刘文岛的介绍，邵百昌加入国民党。但邵对政治并不热衷，而对与炮兵有关的兵工技术似乎很感兴趣。刘文岛在兼任汉口市长时曾两次宴请邵百昌，表示愿向蒋介石推荐邵，因为南京那边急缺炮兵指挥人才。邵百昌感到武汉国民政府实为正统，托词表示他想留在湖北供职，刘文岛也只有作罢。
一流炮兵专家
1927年夏，宁汉合流，一致清党-。邵百昌和很多国民党将领一样，在心理上接受了这一政治现实。他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少将参谋处长，并代理参谋长，着手编组炮兵一个半团的建设，对提高该军战斗力颇有贡献。1928年7月，邵百昌辞去少将参谋长一职，改任汉阳兵工厂检验课课长。在这座始建于清末、旧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也较好较齐全的兵工厂里，他一心钻研兵工技术，几达废寝忘食，他还自学英语、德语，学习测绘制图，操作各种检测仪器，忙得很起劲，天天提早半小时就进厂，严于律己，待工人十分和气，1930年6月，邵百昌被派往欧洲考察兵工技术，先后参观了德、奥、英、法、瑞典等国的兵工厂，并在德国的西门子、蔡斯两厂各实习3个月。1931年7月，邵百昌又主动进入奥地利维也纳炮兵专科学校，研习综合作战。教官和校长起先并不知道这位身体壮实的中国青年曾是个将军，还当他只是来自汉阳兵工厂的一名技术干部。待了解到邵的经历后，都对他的谦虚好学精神称赞不已。这年10月，政治上失意的刘文岛被派往德国担任大使，两个月后又兼任驻奥地利大使。他得知邵百昌在维也纳炮校学习，异常高兴。两人谈到时局，都不免忧心忡忡。当得知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严令东北军不得抵抗，结果月余内东北三省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消息后，邵百昌满腔热血沸腾，表示他将尽快回国，请缨杀敌。
经刘文岛再三相劝，邵百昌才恢复了平静。他于1932年5月毕业后暂留于维也纳。后又返回柏林，与俞大维一同研究弹道学，有心在回国后建立炮兵工程学校，培养大批专门人才，以期在今后的抗战中发挥作用。1932年冬，经刘文岛出面联系，邵百昌得以进入德国航空学校受训，重点研究防空布阵技战术，修业期半年。1933年6月，邵百昌与桂永清、邱清泉、黄维等人一同回国。9月，邵百昌出任陆军炮兵学校少将教育长。该校是一年前才建立的，还只是徒有其名的空架子，以至闲不住的邵百昌感到无所事事，有力无处使。
1934年夏，他兼任庐山军官训练团兵器组副主任，与主任俞大维在海慧寺前广场上向军官们讲授欧美、日等国的兵器知识。在庐山，邵百昌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蒋对他勉慰有加，还与夫人宋美龄留他吃饭……这次召见令邵百昌很受感动。自此后，他一直对本来印象不佳的蒋忠心不二。回到南京后，邵百昌调任防空学校教育长。他接受国民党军委会和总参谋部委托，出于对以后抵抗日本侵略的考虑，对防空部队的编制与部署作了基础性规划，重点在青岛、连云港、上海、杭州等东南沿海城市，首都南京更是防空部署的重点。经邵百昌的提议，当局在南京的郊外幕府山、乌龙山、浦镇顶山和城内的五台山、清凉山等地都修建了高射炮阵地，以期拱卫首都。
1935年春，邵百昌看不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亲日态度，对何有意不及时批下防空作战计划甚为不满，曾不止一次发生言语顶撞。何应钦出于报复，两次开会点邵的名训斥，声称邵主持制定防空计划时照搬德国防空经验，犯了教条错误，将其降为上校。这引起陈诚的不满，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唐生智等高层将领也为邵百昌鸣不平。陈诚特向蒋介石提到此事，蒋装聋作哑不置可否。1935年6月，邵百昌奉调为委员长武昌行营陆军整理处研究委员，曾被派往全国各地校阅炮兵部队，历时4个月。1936年10月，邵又被恢复陆军少将军衔，调任江宁要塞司令。为加强要塞防务，在江边山上增建炮台3座，配置德国大口径榴弹炮10余门，并指挥被调来支援的工兵两个营开掘地道，在地下连结起各炮台，要塞周围也作了伪装。蒋介石曾亲往视察，赞不绝口。
抗战中建树功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邵百昌全力投入抗战，曾向蒋介石请求带领炮兵部队赴平津支援第二十九军等部抗击日寇，未获批准。“八一三”淞沪大战打响后，他曾奉统帅部之令与防空兵司令黄镇球随同白崇禧赴上海前线，协助张治中、陈诚、朱绍良部署防空战斗，但终因中国军队拥有的高射炮、高射机枪太少，空军飞机又消耗过半而无法改变挨轰炸扫射的劣势，死于日本轰炸的官兵就多达三四万，损失惨重。日本海军的巨型舰炮摧毁了沪郊太仓浏河、茜泾等地中国军队的阵地。由彭孟缉指挥的中国唯一的重炮团的几十门德制榴弹炮也在大撤退中-弃于河里，这令邵百昌闻讯后痛心疾首！
他在上海失守前半个月就已返回江宁要塞，意识到南京很难守住，遂作主张，指挥炮兵们拆卸下各炮台的榴弹炮和战防大炮，紧急运往马当要塞和湖口要塞，只留下一部分火炮用以拒敌。此外，他指挥当年坚持部署在南京城内外各山上的高射炮部队击毁前来空袭的敌机7架。但战局迅速急转直下，江宁要塞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就失守。邵百昌因及时撒移走对以后的战事至关重要的多门大炮而受到时在武汉的蒋介石的表彰。南京失陷3天后的12月16日，邵百昌被晋升为陆军中将。1938年初，他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炮兵指挥官兼黄鄂要塞司令。第九战区成立后，他又兼战区炮兵指挥官，多次上前线指挥3个炮兵团配合陆军抗击凶恶的日寇，曾2次负伤，又立下战功。
1939年冬，邵百昌调任第四战区炮兵指挥官，他紧急整训2个半炮兵团，而后率部开发桂南前线，协助陆军抗击已从北部湾登陆的日寇。１９３９年底，号称日本“钢军”的第五师团之中村旅团血腥侵占华南重镇昆仑关，并企图西侵柳州和桂林，继而向贵阳进攻。蒋介石带上白崇禧、陈诚亲临前线督战，紧急抽调号称“王牌军”的第五军昼夜兼程，赴昆仑关一线作战。邵百昌奉令率炮兵协同战斗，连夜进入前沿阵地，架好大炮，瞄准日军阵地。12月18日拂晓，中国军队开始-，炮兵的密集炮火重创了守敌。郑洞国师的官兵们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攻占仙女山。当夜，在猛烈炮火掩护助战下，第五军收复了昆仑关。两天后，日寇在大批战机助战下进行-，又夺下昆仑关。此后双方反复争夺，死伤甚重。杜聿明沉着应战，请邵百昌的炮兵予以密切配合，逐次集中火力轰击日军的炮兵阵地，轻、重机枪掩体，压制其火力。邵百昌带上一架望远镜、一部电话机，腰插双枪，深入前沿阵地指挥，甚至亲自测距，瞄准目标，并作战时动员。战斗中，他指挥的炮兵勇猛顽强打得艰苦又很有成效。战斗整整打了１０余天，夺回昆仑关，日寇-撤离，是役取得重大胜利。炮兵部队的出色表现令蒋介石、张发奎、杜聿明等很满意。邵百昌又获一等军功章一枚。
1944年夏，印缅战场上的日军已成强弩之末，犹作困兽之斗，负隅顽抗。邵百昌出任中国远征军的炮兵指挥官，配合十一集团军黄杰等部-滇西，强攻下松山要塞，全部收复失地，以战功又获二等云麾勋章。
淡出军政界
抗战胜利后，邵百昌奉调军训部任炮兵总监。1946年5月，又调任吴淞要塞中将司令。1948年底，-下野的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夕，特为在碇泊于长江入海口崇明岛边的军舰上接见汤恩伯、刘昌义、邵百昌等30余位守沪将领，要求他们精诚合作、和衷共济，坚守大上海半年以上，争取时局变化后迎接国军-。他还授权邵全权指挥驻沪各炮兵部队，佐助汤恩伯，当场宣布邵升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炮兵总指挥。使邵百昌始料未及的是，人民解放军对上海的攻势，如摧枯拉朽势不可挡，14万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随着上海即将解放的炮火声，邵百昌等人不得不溃逃台湾。
在台北，邵百昌终因非蒋介石嫡系，又不善拉关系，溜须拍马，郁郁不得志，卧病数年。1954年，邵百昌被安排为“国防部”中将衔科研委员，后又经俞大维聘为炮兵总顾问。邵于1959年退役，4年后改任台湾航业公司常驻监理人。
1971年10月，在台北市中山会堂内，举行了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第三届大会，与会者有130人，都是参加过武昌起义的老人。73岁的邵百昌接替已是80高龄、体弱多病的万耀煌当选该会第四届理事长。
他每天只要去上半天班，剩余下的时间，邵百昌除了去台北郊外桃花湖钓钓鱼，练骑单车或下下象棋外，就是用于撰写回忆录、自传等。他已发表或出版的《辛亥武昌首义之前因后果及其作战经过》、《张文襄公在鄂培育人才及其影响》等文章在台湾和海外华人史学界引起较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前一篇长文，因邵氏是亲自参加过武昌新军起义的，写的都是亲闻亲见亲历，也就颇具史料价值。
1974年，邵百昌又当选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理事长。1977年，他已79岁，居然再度任此职务，他甚感荣耀。1980年4月19日，邵百昌逝世于台北，享年82岁。他一生中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有功有过，阅历丰富，是20世纪风云的一位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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