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文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各界学生纷纷响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年仅13岁的陈以文出于爱国热情，和进步学生一道走上街头，参加--，到省政府门前--，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使他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在心灵上播下了抗日爱国的火种。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镇压，-处于低潮，此时陈以文始终站在爱国同学一边，并在当时地下进步学生组织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眼看祖国大好河山一片片沦亡，人民被奴役，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许多原本幸福的家庭被逼得家破人亡，这一切激起了陈以文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对于蒋介石反动政府推行的-投降政策，他十分鄙夷和不满，从大量的客观事实中，他清楚地看到，积极抗战救国、救民的是共产党，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陈以文抱着满腔爱国热情，以挽救水火中之民众，破碎之山河为己任，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那时由于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的政策，使我们党的各种活动经常受到无理的限制，有许多同志都碰到过特务的盯哨、监视与阻挠，甚至有的同志还遭到破孩。在-笼罩下的艰苦条件中，年纪不大的陈以文凭着自己机智与勇敢，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避艰难曲折、毫无畏惧地坚持斗争。在参加街头剧演出、歌咏队、宣传队、办墙报以及推销《新华日报》等各项工作中，他都是最活跃的一个。他为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唤醒大众觉悟以及揭穿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春，陈以文以第四名考入武昌湖北省立高中，同年秋，在武汉沦陷前夕，学校迁建始县三里坝，这段时期，陈以文经常和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杜子才、仑孝和、魏世桢共议国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熟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进步书刊，共同探求革命的真理。通过不懈的学习研究，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他由衷地向往延安，迫切要求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而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推翻三座大由，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终身。1940年7月，经同班同学、共产党员魏世桢介绍，陈以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陈以文在鄂西一带，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认真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在建始地区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爱国进步人士。面对-，党组织适时作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陈以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先后转移到湖南安乡县，湖北松滋、枝江一带。这一时期，陈以文虽暂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被-所吓倒，他一方面积极寻找组织，另一方面自觉地为党工作。在几所学校教书期间，他广泛地团结师生，向他们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扩大党的影响，还亲自在学校师生中教唱《起来吧!祖国的孩子们!》、《蒙汉青年进行曲》、《长江曲》等进步革命歌曲，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抗日热情。
1942年7月，陈以文为了寻找党组织，来到重庆。同年秋，陈以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化学系。1943年初，陈以文费尽周折、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与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接上了头。在以后的工作中，陈以文更是如鱼得水，他按照党的指示倍加努力地工作。
1944年上半年，陈以文和杜子才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与复旦大学的一批进步同学共同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社”，简称“中导社”。陈以文曾任“中导社”重庆分社社长、总社推销部主任副部长等职。“中导社”是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的一个学生组织，用以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主要对象是大学生。1944年12月，陈以文、杜子才等出版了第一期《中国学生导报》(简称《导报》)。它是以反映促进国统区-和学校文化学习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四开铅印小报，它的出版充分反映了国统区青年学生的心声，深受广大有志青年的喜爱。
陈以文为“中导社”的壮大和办好《导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除亲自吸收社员，发展组织，做好报社的业务工作外，还想方设法为导报募集经费。即使是自己在外兼职所得的微薄工资，他也毫无保留地捐给了“中导社”。
《导报》每期印刷5000至7000份，在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中有较大影响，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6年6月，党组织为集中力量办好《挺进报》，《导报》就停刊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妄想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果实，实现-的野心。他一面指使反动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掀起内战，一面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山城重庆也笼罩在-之中，陈以文也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迅即指示他转移，调他去川东华蓥山区农村工作，配合解放战争，组织农民群众武装起义。
下乡后，陈以文改名-生，并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第一工委委员，在中共川东地委书记孙仁，及上级曾麟、邓照明的领导下，在垫江、大竹一带同从重庆育才学校学习回乡的陈尧楷、徐相应、徐永培等同志一道发动、组织农民开展抗丁、抗粮、抗苛捐杂税的“三抗”运动。在“三抗”运动中，陈以文善于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充分采用变工方式，他把十多个适龄青年组织起来，轮流到各家干活、吃住。这样既有利于搞抗丁，又有利于生产互助，一旦发现拉壮丁的来了，大家共同抗击，使得敌人不易得手，保存了革命力量。在此基础上，陈以文还积极抓好建党、建军、建立两面政权、建立统一战线等工作，党组织有了较好的发展，建立了许多党的基层组织，附近一带的乡几乎都有了党员，有的还掌握了敌人的乡政权，同时，农村的革命武装——武工队也随之建立起来。
武工队除执行战斗任务和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外，平时一面参加劳动，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抗敌运动，一面进行必要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这时期，陈以文与同志们共同创作的《一杆红旗哗啦啦飘》等革命歌曲，歌词中唱道：“一杆红旗哗啦啦飘，一心要把革命闹!共产党，解放军，解放人民为己任!”……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川东地区，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志。
陈以文还善于利用当地农村的“难交会”、“山王会”等民间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翻身闹革命。他抓住一切时机，在-上向农民兄弟讲解放战争和国统区人民反蒋斗争的大好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土地法大纲，向农民群众宣传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劳苦大众才能翻身求解放等革命道理，进一步发展了川东农村革命的大好形势，播下革命的火种。
陈以文一贯主张最大限度地争取感化地方武装，做好-工作，但对顽固不化的-和地方反动势力，则坚决予以打击。在与张家场连界的邻水县护邻乡，有个叫包子明的伪县参议员、恶霸地主，在当地作恶多端，深遭人民的痛恨，并扬言要将附近的共产党赶尽杀绝，是我党工作中的一大障碍。陈以文和陈尧楷等同志经过研究，制定周密计划，果断采取措施，派两名武工队人员夜袭包宅，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他除掉，为民除了害。群众们欢欣鼓舞，把当时的伪乡长包益吓得吃喝不香，坐卧不安。为此，武工队还专门编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红鼻子包子明，一命归了阴，吓得那包益龟儿行座不安稳，呀嗬依呀嘿!这里去求神，那里去搬救兵。武工队真英勇!求神救兵都无用，我们劝你还是老实一点罗，呀嗬依呀嘿!
陈以文在农村工作时，非常重视自我改造，从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克服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努力地使自己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不知疲倦地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的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因长期的劳累，使他身染疾病，经常吐血，而他仍带病忘我的坚持工作。当党的组织和同志们劝他不要过度劳累，保重身体时，他总是激动地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快完蛋了，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把一生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要不怕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为了早日解放全中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我们吃苦算不了什么，就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值得的。”
1948年初，为配合解放战争，陈以文带领武工队在大竹的张家场、文星乡、杨通乡一带举行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的枪声震惊了敌人，国民党慌忙派重兵“清剿”。
面对敌人的重兵“清剿”，武工队在陈以文、陈尧楷等领导下，沉着应战，充分施展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8年12月下旬，陈以文在垫江县周家场作-工作时，被家住当地的特务邓属群密告了西南长官公署派来的特务专员蒋树发。一天深夜，正当陈以文和朱麟在周家场檀树村陈帮文家中研究工作时，被垫江伪警察局派出的一个中队团团包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陈以文与朱麟、陈帮文等同时被捕。而后，押解到周家场乡公所关了起来。
次日里，天刚破晓，特务专员蒋树发、伪警察局长贾竹中专门赶来审讯陈以文。在审判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敌人害怕武工队来劫牢，急忙把他们押往垫江县城监狱。
在垫江县监狱里，国民党要陈以文写-，陈以文气愤地答道：“我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人民的幸福，奔走工作、无一丝过错要悔，而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是你们，陷害人民的是你们，整得老百姓无法安身的还是你们，你们才是真正的罪人……”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把国民党反动派羞辱得无地自容、狼狈不堪。被激怒的敌人又一次采用原始的非人道的方法疯狂地折磨陈以文，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之后，仍没有从陈以文口中得到一点秘密。
最后，国民党反动派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便下令把陈以文送渣滓洞长期-。
陈以文在狱中一直很乐观，对胜利充满信心，他在狱中积极组织难友学理论、学文化，他同难友们学习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与“突破一点，推广全面”的党的工作经验。陈以文还把已背熟的《反对自由主义》、《土地法大纲》用竹签子蘸上碳粉泡的墨水，工整地写了出来，供难友们学习，他在帮助同牢房文化水平低的农民难友学习时，十分耐心，手把手地教他们写字，还向他们传播科学常识。
在狱中，陈以文除了临难不屈，坚持革命气节以外，他还有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由于他身体很坏，又有肺病，身上带有一些药品，即使是在肺病复发时，他也舍不得用，全都送给了在那个“活棺材”里生病的难友们，充分展现了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贵品质。
1949年11月14日晚，渣滓洞响起了急促的梆子声，这时，门外开来了三辆卡车和一辆小吉普车，从卡车上跳下十多个臂挂美国卡宾枪的特务，在看守长的陪同下走进牢门。敌人借口转狱，进入男女牢房凶狠地点名提人。当从五室提出陈以文和唐虚谷时，同室的难友们伤心地落下了眼泪，但陈以文心情平静，和难友们热情握手告别说：“我们快胜利了，再见了!”他夹着被盖卷从楼上下来，不时回过头来，以他那坚定沉着的目光，深情地向难友们示意告别。之后，迈着有力的步伐走出牢房，登上卡车。
当天晚上，陈以文和江竹筠、李青林、唐虚谷、朱麟等30位同志在壮烈的国际歌和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被敌人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电台岚垭。-过后，丧心病狂的敌人仍不罢休，为了进一步毁尸灭迹，将烈士们的尸体全部抛入了镪水池中。1949年11月30日，重庆获得了解放，而陈以文烈士却没有等到这一天，他牺牲时还不到27岁。
陈以文把青春、生命都献给了中华民族最壮丽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英名却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他光辉的英雄业绩，将永远鼓舞人们开拓前进。
(牟保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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