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绶光
朱绶光，1886年出生，湖北省襄阳人（生于福建）。其父朱蕴珊，翰林出身，游宦于闽时，生朱绶光。
1904年，朱绶光被选送官费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嗣入陆军士官学校六期，与阎锡山、程潜、李烈钧同年同期，因有同学之谊。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朱绶光入盟，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随即，偕同阎锡山、程潜、黄郛、李烈钧等二十八人组织“铁血丈夫团”，共同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商讨革命实施方案”。
1909年，朱绶光从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回国后，出于“培养革命实力，须从文化教育着手”的考虑，一面督办南京讲武堂，一面兼编南洋兵学杂志。辛亥革命，南京光复，朱绶光出任江苏都督府军械处长，旋调军政司司长，继而办理陆军将校讲习所。
1914年，朱绶光受聘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兵学教官。
1917年，朱绶光辞谢教职，二次东渡，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同期同学黄慕松、王树常、陈仪、王孝缜、张华辅。成为民国初年受过系统教育的极少数军事人才之一。
1922年，朱绶光回国，适逢张绍曾初掌陆军部，有意整理全国陆军，被延聘为陆军部参事，主持陆军建设全盘计划起草事宜。北京政变后，朱绶光一度出任陆军部军械司长，后因人事变更而卸任。
1925年2月，卸任闲居的朱绶光应昔日的同学、同志，集山西军民两政于一身的阎锡山之聘，出任山西都督公署顾问，同时负责创建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由于曾经的同学、同志关系，阎锡山不仅十分了解朱绶光的才学，而且对朱绶光在军事学术方面的造诣非常欣赏。所以，朱绶光一到山西，阎锡山就把筹设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的任务交给他。朱绶光在过去的时间里曾经督办南京讲武堂，并因此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办学经验。到山西后，首先倾全力于教练所的筹建，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不负老同学之托，顺利完成了筹建工作。辎重教练所是一所专门培植后勤保障人员的军事教育机构，由朱绶光兼任所长，1925年当年暑期开学招生。在朱绶光的具体主持下，教练所一开始就显示出它的正规化特点。所内讲授科目有：步兵典范令、辎重勤务、兵站业务，以及战术、筑城、地形、兵器、马学、卫生等简要教程，正规部队后勤人员应知应会的科目无不涉猎。教练所学制两年，分别于1927年和1929年先后培养出两批600余名后勤辎重专业的专门人才，输送到晋军各部队中担任后勤业务，负责兵站输送接济工作，及时有效地解决了晋军不断扩充与接受过专门训练的后勤辎重人员严重缺乏的矛盾。
加入晋系集团之后，朱绶光很快就定位在参谋长的重要位置上，先任督署（都督公署）参谋长，阎锡山先后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又改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和第三集团军参谋长。作为参谋长，两次北伐讨奉之役，朱绶光均参赞戎机，大自战略战术，小至兵力部署，无不参与意见；制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多有谋划在其中。
1928年春，晋军发动第二次讨奉之役，朱绶光以第三集团军参谋长襄助总司令阎锡山筹谋策划一切，第三集团军兵分左、右、中三路，右翼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地区，控制京汉路；左翼和中路分头出平型关、涞源和龙泉关、阜平，奉军仅有六七师兵力可以防守支援的保定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势在必得。6月，北伐军甫近幽燕，朱绶光不辞危难，衔命首先进入北京，并出面“安民保侨”。第三集团军如期接收北京，城内秩序井然，朱绶光功不可没。北伐告成，朱绶光被任命为北平政治分会委员，暨河北省政府委员，兼北平卫戌总司令部参谋长，因总司令阎锡山长住太原，由朱绶光留京代行总司令职权坐镇平津。
1928年7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朱绶光奉命查办。他从追查销赃渠道入手，成功缉捕了孙部师长谭温江等人，使案情基本明了。9月，朱绶光又奉军组织军事法院，会审东陵盗案。但是阎锡山、蒋介石都想拉拢这个土匪军阀为己用，又各自收受了孙从东陵盗出的大量珍宝，使得这一惊天大案最终不了了之。
1928年11月，朱绶光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仍驻北平，担负卫戌之责。
1929年2月，作为蒋介石平衡各派关系的结果，朱绶光代表晋系集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编遣委员会经理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主任阎锡山于第一次编遣会议之后，即行返晋，掌管编遣经费调配的经理部一应事务，均交朱绶光应付处理。此后一段时间中，朱绶光与阎锡山一宁一并，电报往返，向阎锡山转达蒋介石中央的意图，请示处置方略，并就编遣问题交换意见。
1929年8月24日，朱绶光兼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10月11日，代理军政部长职务。
1930年3月，朱绶光因病辞职。不久，国民党新军阀间矛盾激化，阎锡山晋军、冯玉祥西北军和李宗仁桂系策划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说来也巧，三部参谋长：晋军朱绶光、西北军刘骥和桂系的-都是湖北人，便由这三位参谋长居间联络，一时传为趣闻。不久，朱绶光因病休养治疗，幸而得以置身事外。
1932年2月，阎锡山复出。在阎锡山力邀之下，同年3月，朱绶光出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兼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继续协助阎锡山擘画军机。
1935年9月，阎锡山成立“防共委员会议”，以贾景德（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荣鸿胪（太原警备司令）、李尚仁（省政府委员）、朱绶光（绥署参谋长）、陈树荣（省会公安局长）、李润发（宪兵司令）、薄毓相（公道团总干事）、马甲鼎（秘书）及汤文焕（秘书）等九人为委员，由贾景德、朱绶光、李尚仁为主席团，开会时轮流当主席。委员会的一切事务由朱绶光秉承阎锡山的旨意负责主持。全体委员除定期每周召开两次或不定期的随时开会研究防共情报和办法外，还分别到各处去代表阎锡山作防共训话和宣传活动。
1936年1月22日，朱绶光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军衔。
1937年4月10日，朱绶光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1937年8月，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绶光由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转任长官部参谋长。不仅参与了大同会战、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会战诸战役的谋划，而且亲临晋北指挥作战。及至转战晋南。
1938年2月，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阎锡山指定朱绶光为第一届高级干部委员十三人之一。此后的一个时期中，朱绶光奉阎锡山之派赴陕西三原专门督办第二战区各军之接济。所遗参谋长一职，由楚溪春继任。三原与西安相邻，属胡宗南辖区，是阎锡山二战区粮饷的主要补给地。朱绶光常驻三原，负责疏通关系，督办粮饷，有效地保证了供给，使“前线战士，粮械不虞缺乏”。
1939年6月，鉴于绥蒙地区形势严竣——伊克昭盟仅隔一条黄河与日军相持。驻在归绥、包头之日军第101骑兵联队，正积极准备进攻西北地区——为了安定绥蒙，减轻甘、宁、青地区的压力，重庆政府决定成立“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署”，以阎锡山兼任指导长官，以朱绶光为副指导长官。阎锡山系兼职，不实际到任，责成朱绶光以副指导长官负责主持一切。赴任之前，奉中枢指示：“必须安定蒙旗。”为此，朱绶光特选陕西榆林设立长官署。榆林以西即为有名的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从延安北去库伦，多由三边穿越伊克昭盟，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了一条秘密的南北通道。朱绶光设长官署于榆林，不仅得以具体了解北去库伦者的驼马往返及车辆载运之实况，而且便于与驻榆之邓宝珊部密切协调，在安定绥蒙的同时，兼顾为阎锡山的-政策服务，一举两得。在绥蒙副指导长官任内，朱绶光不辱使命，使人心得以安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无力对绥蒙地区组织进攻。次年，应运而生的长官署奉命撤销，朱绶光离任，返回二战区。这时的朱绶光已年近花甲，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想自己曾经是少年壮志，心向革命，孜孜以求于军事理论。然而，几十年过去了，空有一肚子学问，却事业无成；徒具一腔报国热情，却不能放手施展拳脚；一直屈居老同学阎锡山之下，虽心有不甘，又不愿背弃。几十载岁月，弹指一挥间，转眼年齿长矣，军旅生活已到边缘。
1944年1月，渐生退意的朱绶光南归接受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官的任命，成为一名领有虚衔的将军，不再隶属于阎锡山的二战区。
1945年10月，朱绶光调兼国防部上将参议，并特派为第二战区司令部上将参议，但不负具体责任。
1946年11月，形同赋闲的朱绶光凭借没有几个人可以相比的资历，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军队40名代表之一。
1948年1月，同样的原因，朱绶光被膺选为湖北省第一届监察委员。
1948年2月14日，因突患脑溢血不治，朱绶光病逝于武汉寓所，终年62岁。后由湖北省政府公葬于武昌卓刀泉。
下一名人：高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