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谷
人物生平
1914年，黄绍谷来到武汉，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在这里，他结识了恽代英、林育南等进步青年，并成为好友。他们经常聚会，一起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讨论各类社会问题。比如，中国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为什么会出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为什么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怜?为什么即使庄稼有了好收成，而农民仍然不得温饱?在恽代英等人影响下，黄绍谷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参加了青年进步组织——“仁社”。恽代英见黄绍谷勤奋好学、积极进取，便经常帮助他，推荐一些进步书籍让他阅读，使其从中得到启迪。黄绍谷学习刻苦，勤于思考，边学边记，将心得体会写在日记里，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并把这作为“以是观吾品行”的一面镜子。
1918年8月，黄绍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北京学界传播新思潮和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他进入北大后，经常聆听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讲演，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现代评论》、《共产主义ABC》等书刊，对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思想上受到深深的熏陶。在五四运动中，黄绍谷和同学们纷纷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与-展开搏斗，表现非常勇敢。他还通过信件将北京学生上街-掀起五四反帝-的消息，告诉了武昌中华大学的好友恽代英。恽代英1919年5月7日在日记中写道：“晓峰来信，叙京校学生-及各界骚动事。读之泣下，-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接到黄绍谷来信这天，中华大学师生正在操场举行运动会，恽代英随即向围上来的同学们朗读了黄绍谷的来信。听着信中的生动叙述，同学们眼前出现了北京学生断指沥血、火烧赵家楼、与-搏斗的激烈场面，人人热泪盈眶、义愤填膺，整个运动场上激荡着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浪。全校师生举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
五四运动以后，黄绍谷更加自觉地投身于青年-，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引导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10月，北大成立了“校役夜班”，黄绍谷担任校役夜班第一任班主任。在京师大学堂开办20多年后，过去的“听差”也可以破天荒地在夜校听课学知识，此举使蔡元培校长赞叹不止。1919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评议部开会，黄绍谷和高君宇、范鸿等14人被推为总务委员会委员，14人分成7组轮流值班，负责处理学生会每天的日常工作，黄绍谷值班时间是每周的星期日。1920年1月，北大学生会又发起成立了平民夜校，为学校周围的平民授课，黄绍谷担任夜校的国文教授会主任兼编书组审查委员。1920年3月，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黄绍谷与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秘密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将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革命青年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广泛地开展马列主义学说研究和宣传活动。
那时，由于统治阶级的严禁-，使得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难以买到，马列主义原著更难找到。每找到一本书，大家轮流阅读；若找到一本原著，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就组织通晓外文的会员帮助大家学习。当时，黄绍谷每天上午到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与研究会会员们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流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12点才就寝。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黄绍谷和研究会会员们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了解，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要求，为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9月，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不久，就着手筹备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预备学校，教育青年和壮大革命队伍。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黄绍谷自始至终参与了北京青年团组织的创建工作，是最早的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
黄绍谷待人诚恳，学习刻苦，工作认真负责，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20年底，他被湖北同乡会推举为临时主席，负责筹建组织旅京湖北学生联谊会。他在旅京湖北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将联谊会变成了宣传马列主义的新阵地。
1921年冬，黄绍谷开始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大团支部书记，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一大后，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为了扩大马列主义教育宣传阵地，决定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社会公开，并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上刊载了公开成立启事，黄绍谷为19名发起人之一。
1922年2月，研究会决定设立书记、会计、图书经理、值日员4种职员，实行轮流制，负责研究会的实际工作。黄绍谷被推举为第一届书记，他同庶务兼会计李骏、图书经理范鸿等共同努力，把研究会的活动积极开展起来。黄绍谷和罗章龙一起找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向他反复宣传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道理，终于在北大第二院内争取到了两间房子，使研究会有了固定的场所。黄绍谷和研究会会员们给这两间房子取名叫“康慕尼斋”(即共产主义小室)，并收集、购买了一批马列主义书籍，设立了一个小图书室，为会员们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不久，研究会设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和法文3个翻译小组，组织精通外文的会员翻译马列主义原著，黄绍谷和高君宇共同负责英文组的工作。
1922年2月19日，研究会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举行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会，请李大钊同志作题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讲演，到会者甚为踊跃。1922年11月17日，研究会与北大党、团支部联合在北大三院组织了苏俄共和纪念日讲演大会，请学者教授10余人宣讲苏俄革命成功经验及其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会后演出介绍苏联的文艺节目及电影，在全校产生很大影响。黄绍谷、罗章龙、朱务善等8人在《北大日刊》上登出的公开启事中说：“今天为苏联共和之纪念日，同人等以苏联政府之新建设乃世界政治上、经济上一大变动，吾人对之大有讨论之价值与兴趣”。在黄绍谷、罗章龙等人的领导下，研究会除研究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外，还积极参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实践。他们一方面大量吸收产业工人加入研究会，为工人运动的开展培养骨干分子；另一方面直接派人到唐山、长辛店等地组织工会，发动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1922年11月，研究会在北京发起成立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开展募捐活动，为开滦煤矿工人罢工斗争提供经济援助，有力地支持了这次罢工斗争。此时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成为党组织领导下在学校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群众组织，是当时整个北京地区青年运动的中心。
在北京求学的几年中，黄绍谷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迅速成长，政治上日益走向成熟，终于成为一名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不辞劳苦，不畏艰险，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积极奔走，直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在北大读书时曾在自己的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夜漫漫，何时旦，剑何时利?红血何时见?”字里行间，浸透出对革命事业的一片忠诚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是黄绍谷不平凡一生的真实写照。
1925年夏，黄绍谷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他被党组织派往广州并加入国民党，尔后他又辗转回到北京，先后任《北平日报》、保定军官学校教员。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明确提出了出师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黄绍谷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军，任某师政治部主任。北伐军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很快占领武昌，黄绍谷被派到国民党在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任教员。他针对社会现实，结合党的斗争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讲课生动，内容富有战斗性，给学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黄绍谷被迫离开武汉，1928年春在上海同济大学任英语系教授。后几经周折返回湖北，在省第五中学担任教员。1929年初，黄绍谷携妻子屈子青到湖北襄阳，担任《鄂北日报》主编。他以笔作武器，经常撰写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统治。蒋桂在武汉开战时，他曾在《鄂北日报》上发表《蒋介石其将死乎》一文，揭露蒋介石反人民的罪行。因此遭到蒋介石的通缉，报社也被捣毁、封闭。黄绍谷再次被迫离开湖北赴北平，在北京大学当翻译。
1930年秋，黄绍谷离开北平去上海，后任上海《中央日报》。多年来，他一直过着革命的流浪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2年8月，原设在沈阳的冯庸大学从日军铁蹄下迁到北平复校开学，黄绍谷通过原北大同学、冯庸大学教务长陈国良的举荐，受聘任英文秘书。他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当日军攻击热河时，他又愤然从后方的救亡运动走向战斗的前线，和校长冯庸先生一起第三次组织义勇军，带着冯庸大学、燕京大学的部分学生和一部分华侨，开赴战火纷飞的热河前线。义勇军在热河凌原县的五里堡举行成立仪式，部队番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七军团，黄绍谷被任命为军团秘书兼军法处处长。当时，义勇军的战斗生活极为艰苦，没有0弹药，没有粮食给养，在-20°C的冰天雪地里风餐露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黄绍谷与义勇军战士们同甘共苦，始终坚守在战斗的最前沿阵地，受到广大官兵的尊敬和爱戴。
1933年2月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热河边境的朝阳县，东北抗日联军万福麟的部队被迫撤出阵地，向凌原县撤退，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3月1日深夜，义勇军第七军团的全体将士在凌源三十家坚守阵地，英勇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掩护其他部队转移。3月2日凌晨，阴霾笼罩着整个三十家，日军仍在疯狂地进攻。战斗中，黄绍谷被日军装甲车机关枪射中头部，不幸壮烈牺牲。
1983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黄绍谷为革命烈士，国家民政部为黄绍谷家人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1993年5月4日，“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在北大校园举行揭幕典礼，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特为之题写碑名，李大钊和黄绍谷等83位烈士的英名镌刻其上。
黄绍谷为国捐躯已半个多世纪了，岁月易逝，浩气长存。他的英勇事迹和高尚品质，将永留人间，万古长青。
下一名人：刘昌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