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永成
1882年农历10月初10日，邹永成出生于新化县（今属隆回县）永固乡罗洪村一个封建家庭。曾祖父邹汉勋是一个汉学大家，随曾国藩去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庐州与江忠源一同被太平军杀了。清帝念其功劳，赐“云骑都尉”世职。祖父邹书田，父亲邹代铸，就凭这一点余荫，一生无所，虽无大善，亦无大恶。而邹永成的伯父邹代钧，叔父邹代藩，却都是参加戊戌政变的维新分子，在清末民初很有点名声。
邹永成少承家教，从小就读私塾，潜心经世致用之学，但感觉苦闷，只想冲破当时的环境，跑到外面去另自造出一番事业来。到了1897年，他听说伯父邹代钧同陈三立、梁启超等人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提倡新学，得讯后非常欢喜，特地跑往长沙去投考，已被取录，但伯父阻止他不许进去。邹永成愤慨地背着包袱逃出外面，游学访友，那时他已抱定造反的思想，专意结交江湖上的朋友，如此混了一年多。1899年他又跑到武昌，住在伯父组织的舆地学会里。1900年遇上唐才常在湖北散发富有票，组织自立军，准备革命排满，邹永成便参加了这个组织。邹代钧知道后，勒令他回新化，把他关在家里不许出门。在新化时期，他又结识了陈天华、周来苏、张斗枢、周叔川（辛铄）等几位革命同志，聚会在一起时总是商谈革命的事。1903年邹永成再次跑往武昌，就在伯父的舆地学会做工，“偷读了几本革命书籍，从此思想猛进，才了解民主革命的真谛，清洗了不正确的草泽英雄思想”。
1904年邹永成回到长沙，进了体育学堂，加入华兴会。该会策划了当年11月“万寿节”发动长沙起义反清革命，邹永成奉黄兴之命赴江西吉安，参与组织“赣江堂”（又名“黄自强公司”），以谋响应。事泄后邹永成返湘。1905年4月邹永成去广西，协助郭人漳、蔡锷等在桂林办陆军随营学堂，宣传革命，筹谋起义。1906年清廷调任郭、蔡，广西举事难成，邹又会武昌，继续为伯父的舆地学会做事。1909年伯父去世后，邹永成将舆地学会顶给学部，自己便去南京，由熊希龄介绍到苏州第23混成协当管带（营长），在军中联络了不少倾向革命的同志。之后不久，邹永成去日本东京，“想乘空增进一点政治知识，便入明治大学读书”。
辛亥革命时期，邹永成煞费苦心，多次设法为革命筹措活动经费。1909年，邹代钧逝世后，其创办的中国舆地学会卖与清廷，得银20000两，除作安葬费用外，其余部分则由邹永成全部捐献作从事革命之费用。1911年春，为了集结力量响应广州起义，邹永成忍痛将祖遗田契抵押给祖伯，筹得2000元经费，在宝庆的河街岭开设一个小商店作为联络机关。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邹永成与焦达峰、孙武等策划两湖地区起义活动，为了筹集经费，他以即将东渡日本为名，携酒至武昌伯母家中辞行。邹永成设法把他伯母8岁的儿子骗到汉口，藏在日本租界的松迺家族馆。他伯母得知后派四叔来要人，邹永成提出要“赎金”。伯母无奈，只好给他800两银子了事，万想不到侄儿是以此作起义活动经费。
1911年10月19日，邹永成赶往宝庆（邵阳），把湖北起义和长沙同志准备响应的详情告诉革命党人谢介僧，并商议在宝庆从速举行起义。之后，他立即为起义事筹款，找到河街岭秘密机关，托“益美祥”号店主曾子亿想办法。曾子亿是甲辰年和邹在宝庆共谋起事的同志，当年开会起事就在他家，用费也是他出的，虽是一个商人，革命情绪非常热烈。他听了邹永成的鼓动和计划，当即慷慨解囊，拿出800元大洋捐献。拿到这笔钱后，邹永成与谢介僧就商定实施起事计划，决定邹以副都督名义到新化去起事。次日邹永成即赶往新化，与谭人凤之子谭二式商议。谭二式掌握了很多会党同志，但也缺乏经费。曾子亿捐的800元已全部放在宝庆起事，邹永成于是在新化找岳父罗夷伯借钱，岳父在劝学所管金柜，起先还是支吾不肯，邹永成反复做工作后逼所他拿出200元大洋。23日，他召集刘鑫、杨子俊、谭二式等人在刘鑫家中“适园”（新化城内居士巷）开会，商议光复事宜。有人对此流血事件将发生在新化有顾虑，劝其从别处着手。邹永成立即向在座的谭二式发问：你的会党人众，离宝庆与新化孰近？谭二式说，我的部众离宝庆较近。于是革命党人当即决议，先从光复宝庆入手。
10月29日，邹永成从光复后的长沙再次赶至宝庆，即刻召集谢介僧、葛天保、陈自新、黄常存、岳意如等党人在河街岭机关开会。葛天保说她的朋友张贯夫现任管带（营长），带着一营巡防军驻扎在五峰铺，离城仅90里。邹永成当即确定发动这支部队来光复宝庆，他不顾自身安危，只想让光复大事早日成功，立即催葛天保八介绍信写好，独自一人雇了一乘轿子连夜赶去，到五峰铺时营门还未开启，邹永成喊开城门，直接找张营长说话。张贯夫营长深明大义，在邹永成劝说下慨然答应，立刻集队训话，邹永成把革命的意义及武汉、长沙起义的情形一一向官兵解释申述，官兵闻之，无不欢跃从命，于是立即整队向宝庆进发。10月30日下午3时左右，部队到达府城，知府官已经跑了，革命军很轻易地光复了宝庆府，没有杀一人。这时谭二式率领的部队也赶到了宝庆。大家公推谢介僧做大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谭二式任参都督，又推邹代藩（价人）组织军政分府，出告示安民。
10月31日，邹永成的等率领革命军乘胜进攻新化。新化城内有清兵巡防营，由管带晏金生率领驻防，拥有不少枪械子弹，实力较雄厚。邹永成派人去宣传试探，获悉不愿起义。这时革命军进攻的队伍不过200多人，快枪不过30多支，其余都是梭标大刀，谭二式与邹永成商议，决定设计谋智取。他们在许多木箱里装满石头，佯称是炸弹，于11月1日率部将“炸弹”等武器运到新化城边。那时清朝的官兵最怕炸弹，晏金生和地方绅听说革命党人运到大批炸弹，准备轰城，吓得急忙开城，摆队在五里外迎接革命党人。邹永成、谭二式率军入城，当即扣押晏金生，迫其下令缴枪，并解散其他组织，巡防营官兵以未发遣散费为由，拒不缴械，幸保安局长曾继辉等出面斡旋，直至深夜，获新化“益美祥钱号”店主曾子晋捐献千余金，才扭转僵局。于是新化继宝庆后于当天（11月1日，农历九月十一日）宣告光复，清王朝新化县最后一任知县张维馨被囚禁，成立了县保安会，推举曾继辉（月川）、游逊夫（日谦）为会长，维持局面。1912年1月，成立新化县新政权“行政厅”，革命党人安排彭凤翔（字宝卿，新华人）为治理新化的知事。
袁世凯0革命领导权，当上临时政府大总统后，通令各省军队改编。北面招讨使谭人凤被调任川汉铁路督办，“所部立即解散，不遵者以土匪论”。谭人凤准备遵命照办，但邹永成独持异议，他对谭人凤说：“袁世凯绝靠不住，不特你的军队不可解散，连南京应裁撤的军队都不可裁撤，否则后悔不及，等到袁世凯真个要做皇帝时，你们想再招这许多兵也来不及了。”谭人凤不依，邹永成又说：“你去和克强商量，把所有不要的军队都配好子弹，交给我带到绿林中训练去，等到大局变动时也好出来备用。”谭人凤反说他是“神经病”。邹永成眼见由千千万万烈士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轻易地背袁世凯篡夺，而一些老同志又“只图苟安”，气愤异常，忧愤之心不能自己，决计投黄浦江，用死来表白自己的苦心。4月20日投江时，他留下一首遗诗：“轰轰革命十余年，志灭胡儿着祖鞭。不料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
幸亏被江中渔民及时救起，得免于难。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身亡。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旗帜下，他们再次发动武力讨袁德斗争。7月21日谭延闿以湖南都督名义通电讨袁。不久他自任湖南讨袁军总司令，任命邹永成为湘鄂联军军长，同程子楷、蒋翎武进驻岳州。从此，邹永成频繁往来于两湖之间，积极参与反袁的“二次革命”。10月长江中下游战事结束，讨袁战斗失败后，邹永成逃亡日本。这年12月，他约集亡命东京的湖南同志，在自家的寓所东京南町“三湘别墅”开会，商议讨袁事宜。到会者有刘承烈、刘文锦、菖天保、王道等数十人。会议决定成立“民义社”，作为组织讨袁的领导机构。推刘承烈为社长，邹永成为副社长兼财政部长，王道为总务部长，李武为军务部长。民义社政纲为：“恢复真正共和，殄除-，制造良善宪法，保存固有领土。”后因刘承烈不肯把他从湖南实业司司长任内带来的公款作讨袁活动经费，取消了他的社长职务，改由邹永成担任。
“民义社”是“二次革命”失败后全国最早出现的反对袁世凯的社团组织，半年之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成立中华革命党，民义社决定“全体加入”，成为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但在内地活动时仍以民义社名称对外。当时孙中山派覃振担任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长，而民义社成员却共举邹永成继续担任此职。从1914年春开始，民义社成员纷纷回国活动，在湖南以至长江下游各省发动了一系列的反袁驱汤斗争，其中著名的有，1914年7月，李国柱等在郴州发动兵变，先后占领湘南七县；1915年5月，为反对袁世凯签约“二十一条”，邹永成、王道与“少年再造党”卢佛眼等在上海创刊《救亡报》，“鼓吹作根本上解决，欲救国亡，在速倒袁”。1916年2月，杨王鹏等在长沙攻打袁世凯亲信汤芗铭警察署。民义社的这一系列斗争，是全国早期反袁护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份，特别对湖南反袁驱汤斗争的胜利产生了深刻得影响。
邹永成在担任民义社社长期间，积极设法筹款，在海外前后筹得近100万元，然后派同志分途回国，在各地秘密组织反袁机关，为反袁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16年护国运动中，民义社与中华革命党没有能很好配合，使斗争受挫折，后民义社逐渐分化。
1915年底邹永成回湘，在郴州收集散兵2000余人，编为湖南独立第一旅，自任旅长，进行反袁斗争。护国战争胜利后，邹永成继续从事反对南北军阀统治活动。1917年任湖南督军署中将高等顾问，1918年—1920年任湖南总司令部中将参议。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中将高等顾问。1922年随孙中山避难上海。1923年任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高等顾问。他拥护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了国民党“一大”。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中将参议，负责运动叶开鑫部师长邹鹏振加入革命军。
1927年，邹永成感叹国民党的革命性质消褪，进取之心亦“为之灰矣”，乃退出政界。1930年国民党中央欲修党史，以邹永成经历事件多、历史掌故熟的原因，敦聘他担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撰修委员。邹永成考虑，革命大业虽告流产，而先烈之史实则不可不彰，所有勉为其难而就职，居住于南京虹庙。孰料该会当事人概属蒋介石亲信奸党，对史实多有歪曲，而尽没其真迹。邹永成与这些党徒作了长期斗争，经常揭举其伪谬，但因众寡不敌，而伪史终以告成。
1948年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邹永成从南京搬迁回湖南。他约集昔年革命战友，组织成立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社于长沙，积极从事反蒋活动。邹永成与夫人邹氏、女儿慧文、侄女筱惠等，首先和焦达悌（辛亥革命后湖南受任都督焦达峰胞弟，时任长沙绥署参议）家住在一起，居于清水塘私宅“止庐”。不久又搬家到红墙巷、南门外旭鸣里一带。为迎接湖南和平解放，邹永成与仇鳌、黄一欧等知名人士共商政局，积极主事。湖南解放后，1950年邹永成被任命为湖南军政委员参议。
从1951年起，邹永成的痼疾，辗转于病榻者4年之久。患病期间，黄兴长子黄一欧先生经常前往看望他，与之切磋辛亥革命前后历史。1955年6月4日，午前一时，邹永成溘然长逝，终年73岁，安葬于长沙南郊公墓。
下一名人：周廷举